（上接第1版）

　　“好日子”与“白色越野”

　　牛津访学坚定了徐黎丽以田野调查资料归纳民族理论的信心。回国后，她用自己多年的积蓄和经费在甘肃的一个小镇开了一个名为“好日子”的妇女儿童用品商店。这个店所有的商品都从兰州批发，以成本价出售，一方面为当地妇女儿童输送必要的家庭用品，另一方面为设立长期的田野调查点服务。通过3年的经营，她和学生们与当地回、撒拉、汉、藏同胞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翔实丰富的第一手资料的不断积累，成为她们理论创新的基础。但是不以赚钱为目的的小店仅靠一个教授的收入无法长期支撑下去，3年后，这个小店被迫关闭。但徐黎丽坚持把所有剩余的商品赠送给当地一位德高望重的“哈吉”（从麦加朝觐回来的老夫人），请她将物品送给家庭困难的穆斯林民众。现在这个田野点已经成为她的硕士生和博士生的固定实习点，镇上和背后村子里凡有大事小事，她们都积极参与。

　　为了在地域广阔、交通不便的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开展田野工作，徐黎丽还用自己省吃俭用的积蓄买了一辆越野车。如今，她和学生们以兰州为中心开车向东到达西安、延安，向西远至甘肃与新疆交界处的星星峡，向北到达内蒙古的包头，向南则到达四川甘孜的康定。尽管路途多有艰险，但那些独生子女学生一直跟随着她，即使每日三餐只能吃因海拔高而煮不熟的面片，也没有一个人叫苦。毕业分别时，学生说出了这样的心里话：“老师，当时受苦时，心里真有些埋怨您，可是当我的毕业论文因为有第一手资料作支撑而在理论归纳上有一点创新时，我才明白您的苦心。”她门下的学生毕业后绝大多数都就职于西部。

　　边疆行扩展研究领域

　　在中国做民族研究，离不开边疆，边疆行也就成为徐黎丽的另一学术兴趣。在以前的田野调查中，徐黎丽与同行们只涉及了中国西北陆疆，如今她们对边疆的实地考察逐渐向中国邻国延伸。在中朝边疆、中缅边疆的的考察中她认识到边境口岸的设立实质上是为了中国与周边国家民众之间有序地交流与合作。在访问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莫斯科大学及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和远东研究所后，她深感中俄关系、中亚关系对中国西北边疆的重大影响。在澳大利亚西海岸的珀斯，她看到全球化背景下的移民及其资本市场对传统硬边疆的瓦解。她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走遍中国所有的边疆地区，将边疆的所见所闻记录整理下来，让后来者看到今日边疆的状况。”（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本报记者　张春海）

　　“走基层”感言〉〉□徐黎丽

　　研究“草根”是我自然而然的选择，也与民族学这个学科的特殊性密不可分。因为民族学或人类学是从不同民族由表及里的生物性和文化性特征入手，解读曾经在人类历史上发挥着重大作用但现在却不断让位于国家的人类共同体，这就要求研究者在与不同民族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的过程中，体验他们由血缘、地缘、体质和生计构成的生物性特征和由制度、语言文字、宗教信仰构成的文化性特征，并在此基础上阐释民族的价值、意义。这也正是民族学者存在的价值与意义。

　　学问要从百姓那里做起，也要回到那里。在中国做民族学研究，要关注普通的百姓，从他们的亲属关系、家庭关系入手，看他们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从基层看民族问题。这些研究将在决策中发挥作用，对解决民族问题、促进和谐的民族关系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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