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大学民族学研究院的走廊，可以看做是一个小型的“民族走廊”：通道两侧摆放着各少数民族人物的雕像。院长徐黎丽的办公室中，书架和墙壁也都装点着来自不同少数民族的物品。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对徐黎丽而言，“读书”和“行路”相伴，理论与实践同行。她立足西北，远走边疆，“用脚做学问”，通过田野调查收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收获难忘的记忆，也因此留下一段学术佳话。

　　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末跟随父母在甘肃省陇东地区插队的徐黎丽，从小就与老区人民生活在一起，这种草根情结使她自始至终对老百姓的艰辛有着深刻的记忆与共鸣。

　　成年后的她，经过不断探索，最终选择少数民族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走进辽阔而苍茫的西北田野是其人生自然与必然的选择。

　　如今已过不惑之年的她，获得了入选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务院学位办民族学学科评议组成员等诸多荣誉。但她深知，这些荣誉是这片田野和各族同胞养育的结果。在她出版的六部著作中，《走西口——汉族移民西北边疆及文化变迁研究》就是其依靠田野资料传递学术心声的代表作。

　　从摸着石头过河到去牛津取经

　　“田野调查对于民族学就像传教士的血对于教会一样重要”，这句英国学者描述田野调查之于民族学研究重要性的话语已经成为民族学研究方法的经典总结。田野调查是民族研究的灵魂，没有田野间的第一手资料，就不可能建构指导实践的当代民族学理论。同时，田野调查中绚丽多彩的民族文化也是学者增长知识的好机会。

　　徐黎丽的本科和硕士学位都是历史学，博士学位虽是民族学，但仍聚焦于边疆民族关系史。毕业后，因研究当代边疆民族问题的需要，从而开始了她挑战自我的转型。这个转型来自于1998年申请到的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涉及当代民族关系问题。说起从民族史到民族学的“转型”，她说两者相同之处都是以资料和数据为基础，差异则是来源不同，民族史注重文献，民族学则注重田野调查的第一手资料。为了掌握当代西北民族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她放下刚满周岁的女儿，怀揣对田野困难的不安，“两头忐忑”地走出了家门。这一走，开始了她13年的田野经历。

　　由于中国的民族关系与西方和俄罗斯的民族关系有诸多不同之处，当时国内的民族关系研究仍处于质化研究状态，加之地处西北边疆，民族关系与跨国民族、局部国家和国际关系密切相关，使得徐黎丽的第一次田野调查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为了掌握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关系研究动态以及背后的方法论支撑，徐黎丽又背起行囊来到英国牛津大学文化与社会人类学所，这个由英国人类学之父泰勒奠定基础的学术机构仍然遵循年轻学者下田野、年老学者坐书斋的传统，这不仅符合人类生存发展变化的共性，也给了徐黎丽先做田野后进行归纳的启示。回国后申请到的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的重大招标项目“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汉族移民及民族关系研究”，则给了她用田野中的第一手资料解读新中国成立以来西北少数民族与汉族移民民族关系轨迹的机会。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本报记者　张春海　下转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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