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二重证据法”主导的时代。但历史学的文献研究与考古学的器物研究究竟能不能、要不要合作的话题，一直没有停止讨论。2011年夏天，笔者与几位学者在豫南、鄂东北地区进行了10天的田野调查。由于分别出身于历史系和考古系，一路争论最多的就是这个问题。他们对传世文献的解释力提出质疑，强调器物研究与文献研究话语系统的分歧，审慎地主张考古资料与文献记载实际使用时应该泾渭分明，避免学科研究实践中的相互引用。其实历史学与考古学，特别是上古阶段的研究，可以拆解为两个特别具体的工作，一个是如何处理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矛盾，另一个是如何处理文献材料与非文字材料的互证。

　　传世文献：解构下的信任

　　先说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矛盾。历年来诸多新出土的金文貌似无法纳入已有文献系统，这成为两个学科在日常工作中都经常面对的头疼问题。以封国为例，弓鱼、长子口、霸、戈、夨、潶等几个大墓地出土的国族名究竟该如何理解，在田野小组中就不止一次引发讨论。每每至此，历史训练与考古训练间的分际便出现了。历史学更倾向于首先通过训诂手段、考虑字形、通假等情况，寻找在文献中的可能对应，可以简言之为一种“证史”倾向。而考古学则更倾向于尊重其呈现的既有特异性，不作更多解释，将其置于与传世文献对等的地位，简言之为一种“补史”倾向。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于薇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历史学系）

　　……查看更多内容请订阅《中国社会科学报》

链接〉〉

“邹衡找燕晋”

　　邹衡（1927—2005），湖南澧县人。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从事商周考古、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工作。邹衡最早提出并论证了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1—4期均为夏文化，郑州商城是早于殷墟的商代都城，首次对殷墟成功地进行了文化分期，第一个命名了先周文化，发现了西周的诸侯国燕国与晋国的都城遗址，指导和参与过西周晋侯墓地等重要遗址的考古发掘。邹衡先生在1970年代初通过对相关文献的研究，断定燕国始封地在今北京房山琉璃河。在“农业学大寨”期间，他努力争取保护琉璃河一带免于被夷平。其后果然在当地发现了西周燕侯墓地。他曾确信晋国始封地在晋南天马—曲村一带，历经十数年寻找，直到1992年，才在那里发掘出8座晋侯墓，关于晋的始封地问题得到解决。之后，他主持了墓地20余年的发掘工作，为探索西周晋国历史作出巨大贡献。邹衡先生通过文献和墓地材料结合确定西周燕国和晋国的故事，堪称考古学史上的传奇。（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中国社会科学报》版权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及本网站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