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史研究发端于清末，形成于民国时期。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经济史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派：一是以西方进化论和实证研究为特点的学派；二是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理论为指导的学派。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角度、内容以及目的，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理论整合。

　　作为横跨经济学与历史学之间的交叉学科，中国经济史学自20世纪初创立以来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思想解放、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以及对外开放，为中国经济史学的进一步繁荣增添了巨大的发展动力。“十二五”时期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大有作为的重要时期，如何正确评价取得的辉煌成就，科学总结新中国经济史学的基本经验？本报为此专访了入选2010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53—1957）》主编之一、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武力研究员。

　　1949年：新中国经济史学的开端

　　《中国社会科学报》：新中国经济史学是在怎样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

　　武力：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结束和新时代的开始。这种历史性变化，为新中国经济史学的繁荣和发展提供了巨大的社会需求和物质条件。改革开放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中出现的各种新情况、新问题，亟须中国经济史学研究走向深入，在历史与现实的比较中提供解决问题的答案。今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十二五”规划》的发布，对当代中国经济史学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为相关理论工作者更好地发挥作用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

　　《中国社会科学报》：回顾新中国学术发展进程，如何科学划分中国现代经济史学发展的历史阶段？

　　武力：中国经济史研究发端于清末，形成于民国时期。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从理论和方法的角度看，这个时期的经济史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派：一是以西方进化论和实证研究为特点的学派；二是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理论为指导的学派。新中国成立以后，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为标志，大致可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经济史学科体系形成与转轨

　　《中国社会科学报》：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传播对新中国经济史学的历史影响？

　　武力：马克思主义是与中国的20世纪同行的，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不但推动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而且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引导人们关注和研究中国社会经济状况及其变迁史，深刻地影响了现代中国经济史学的形成与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角度、内容以及目的，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理论整合。针对用唯物史观重新认识和解释中国历史的需要，研究前朝（近代以来的历史）以论证新民主主义革命、新中国成立和社会主义革命历史必然性和进步性的需要，加强马克思主义“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研究成为新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历史前提。于是，古代社会的分期问题、地主制经济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农民战争及作用问题、近代资本主义发展失败等问题，遂成为研究的重点和热点。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我国经济史研究领域已经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社会经济形态研究为主体的新的学科体系。

　　《中国社会科学报》：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经济史学的研究存在哪些问题？

　　武力：客观地说，这一时期研究工作存在的问题也是明显的，主要表现为：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过程中存在贴标签式的教条主义倾向，往往把复杂的历史简单化和公式化。政治上“左”的错误加剧了“文革”时期影射史学和万马齐喑的局面。但是，应该看到，就“文革”前17年的经济史研究来说，成绩还是主要的，这个时期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确立，不仅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且培养了一批人才，出版了一批成果，这些都为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史研究成果大量喷涌奠定了重要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史研究成就斐然

　　《中国社会科学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史研究在总体上发生了哪些变化？

　　武力：1978年以来的33年，是中国经济史研究迅速发展和繁荣的时期，经济发展和改革的需要、对外开放的影响、改革开放前30年的史学积淀，成为这个时期经济史研究队伍壮大、研究领域广阔、研究方法多样、研究成果丰硕的三个基本因素。

　　《中国社会科学报》：基于这三个基本因素，您认为中国经济史研究队伍的培育与壮大表现在哪里？

　　武力：新时期的经济史研究被视为历史学的突破口。国家“六五”、“七五”期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中有关经济史的课题设置，推动了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积极性空前高涨。特别是恢复高考和研究生培养制度后，大批高素质人才在20世纪90年代迅速成长为具有新的知识结构和开拓精神、生气勃勃的研究骨干，挑起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大梁。新世纪培养的一批青年学者，则以更宽广的视野、更系统的知识和更多样的工具，显示出后生可畏的发展势头。

　　各地（如东北、广东）纷纷成立经济史研究的学术团体，全国性的中国经济史学会于1986年正式成立。厦门大学历史系主办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主办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分别于1982年和1986年创刊。2000年建立的“中国经济史论坛”网站，成为中国经济史学的重要学术阵地。2002年，中国经济史学会加入国际经济史学会，进一步加强了中国经济史研究队伍的国际交流。

　　《中国社会科学报》：比照1978年以前的研究视野，当代中国经济史学研究实现了哪些领域的新突破？

　　武力：过去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多偏重于生产关系和经济制度、古代和近代、汉族和农耕经济、国家经济活动和重大经济事件等，现在则拓展到生产力和经济运行、当代中国经济史、游牧经济和海洋经济以及社会经济史、区域经济史和比较经济史。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文献史研究中，能否说经济史研究的资料基础更为广阔和深厚？

　　武力：是的。“文革”以前的经济史资料工作基本上是近代研究一枝独秀。新时期以来，古代经济史资料的发掘、近代经济史资料的整理和现代经济史的利用均有较大进步。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与中央档案馆合作，开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的大规模整理出版工程。丰富多彩、层出不穷的考古材料（包括出土实物和文字材料，如农作物、工具、城址、甲骨文、金文、秦汉简牍、敦煌吐鲁番文书等）被广泛运用于经济史研究，与文献记载相印证，不断刷新、匡正或深化人们的认识，为研究增添了活力。现在，民间文书、族谱、碑刻和社会调查、习俗调查、民族调查等生动的资料，越来越引起经济史研究者的重视。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方法论和研究成果方面，中国经济史研究取得了哪些重大收获？

　　武力：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指引下，经济史研究者摆脱了以前教条主义的束缚，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随着国际学术交往日益频繁，新理论、新方法不断引进，中国经济史研究逐渐形成不同的学术风格和流派。有的学者运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经济史，强调计量研究和数学工具，力图使中国经济史学更加精密化。有的学者则注重把社会学、人类学的方法运用到经济史研究中，强调经济与文化、社会的互动关系。此外，还有许多学者把历史地理学、环境生态学、历史人口学、考古学、民族学等与经济史研究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了多学科交叉、融汇及其理论方法相互渗透的新气象。

　　同时，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发表的中国经济史论著接近2万种，其数量相当于此前有关论著的总和。比较重要的论著有《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中国经济通史》以及严中平的《科学研究方法十讲》和吴承明的《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等。

　　纵观62年来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不仅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而且可以说是中国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一个历史缩影。（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本报记者　李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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