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文化指向而言，徽商与其他商帮的一个突出差别是“贾而好儒”。生长于徽州的思想家戴震曾说，徽商“虽为商贾，咸近士风”。他们虽然经商，却不以富有为终极目的，而是致力于获得文化的优越感，借文化的积累获得财富，又借财富进一步积累文化，包括自身的文化修养、培养子弟、藏书和创作、举办各种文化活动、修建各种文化设施等等。其中，徽商对于明清文学的贡献尤其值得关注。

　　徽商是明清两代商界最活跃的商帮，资产雄厚、获利丰裕、经营行当宽泛，其经营理念、经营策略等有着鲜明的特色。

　　就文化指向而言，徽商与其他商帮的一个突出差别是“贾而好儒”。生长于徽州的思想家戴震曾说，徽商“虽为商贾，咸近士风”。他们虽然经商，却不以富有为终极目的，而是致力于获得文化的优越感，借文化的积累获得财富，又借财富进一步积累文化，包括自身的文化修养、培养子弟、藏书和创作、举办各种文化活动、修建各种文化设施等。其中，徽商对明清文学的贡献尤其值得关注。

　　其一，徽商与明清文人有着密切的交往。20世纪90年代，收藏于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的明代方用彬亲友手札七百通被发现，充分表现了徽商积极与文人交往的事实：首先是满足自己在科举考试中未能金榜题名的遗憾心理，其次是获得文人肯定的文化优越感。而受到传统“四民观”的影响，文人一开始鄙视徽商是粗鄙不堪、只识“孔方兄”的群体，但久而久之，他们感受到徽商对文化和文人的尊重，从而与徽商建立起彼此敬重的友谊。有的徽商甚至对文人提供多方面的帮助，如清代的马曰琯、马曰璐兄弟不仅给落魄文人厉鹗、陈章等人生活上的帮助，而且积极收藏图书，供他们研读。文人传统“四民观”的改变，带来了明清文学作品中对商人生活的大量反映以及对商人在道德、文化层面的肯定。

　　其二，徽商对明清文学传播有着重要贡献。徽商“好儒”，因而对文学刊刻有着特别的热情，有的徽商开设书坊，出资帮助落魄文人刊刻心血之作，积极主办和组织各种文事活动。李斗的《扬州画舫录》卷八记载“扬州诗文之会，以马氏小玲珑山馆、程氏蓧园及郑氏休园为最盛。至会期，于园中各设一案，上置笔二，墨一，端砚一，水注一，笺纸四，诗韵一，茶壶一，碗一，果盒、茶食盒各一，诗成即发刻，三日内尚可改易重刻，出日遍送城中矣”。徽商的文事活动不仅推动了文人的创作，也推动了文学的传播。崇尚文化的特质促进了徽商在徽州以外的各大都市乃至乡镇的广泛分布，民国《歙县志》记载沿江区域有“无徽不成镇”之谚语。

　　其三，徽商较之其他商帮更有文化底蕴，有不少人从事文学创作。明末清初的徽商汪师韩，就有《春星堂诗集》存世，该诗集成为陈寅恪研究“钱、柳”关系的重要材料。清代乾隆年间，作为扬州地区贸易中心人物的徽州盐商也积极创作文学作品，如“扬州二马”兄弟分别有诗集、词集存世，被推举为商总的江春则撰著诗集《读书随月楼》。在徽州本地，休宁率口的程氏家族成立了“率滨吟社”，定期举行创作活动，并将家族成员历次创作的诗作结集为《率滨吟社录》予以刊刻。到了近代，还出现一部徽商创作的小说《我之小史》。虽然他们的创作在文学价值上不能和文人创作相比，但作为一种创作现象值得关注，作品中表现的审美意识、生命关怀、情感寄托等内容，同样表现了人们普遍的心理旨趣，其文学价值不应因为他们的商人身份而被忽略。

　　其四，徽商很重视家族、家庭的文化传承，不以财富积累为人生目的，而是着力培养子弟成为有文化、有尊严的文士。基于这样的文化心态，许多徽商家族和家庭都积极营造文学创作的氛围，前述率口程氏家族即如此，明代中叶著名的文士汪道昆家族亦如此。汪然明积极从事文学创作，带动后代秉承了这一传统，现存的《丛睦汪氏遗书》就记录了这个家族绵延300年的文学创作历程。

　　其五，徽商的不断壮大，在客观上促进了文学的转型。徽商既有银子，也有文化，还有闲暇，构成了戏曲小说的阅读阶层和接受群体，促使明清两代戏曲小说创作的繁荣。而且徽商固守传统伦理中“孝”的观念，请文人名士为父母亲撰写各种传记，成为明清文人的文集中很醒目的题材类别。徽商注重文学刊刻，推动了刻印技术的不断提升，大量精美的版画插图不仅改变了文学作品的刊刻面貌，也开创了文学史的“图—文”时代。

　　明清时期徽商之于文学的关系，引发了人们对明清文学生态的思考。在既往的文学史研究中，人们的思维向度更多地集中在对作家作品的考证、分析上，很少关注文学生态对于文学创作和文学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前述徽商与文人的密切交往带来的文人观念的改变、徽商对文学传播的作用、徽商的文学创作、徽商的文学家族、徽商在客观上对文学转型的推动等，说明商人阶层的扩增构成了明清文学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加强文学生态各种因素的学术考察，必将有利于文学史的研究走向深入。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朱万曙　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徽商与明清文学”负责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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