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报》总第226期 独家报道“走进湘西南古村落”文章之一

　　一座古村落，考古学者看到文物，文化学者看到“非遗”，建筑学者看到楼阁，民俗学者看到节日，宗教学者看到崇拜……作为“记录历史的活化石”，历经千百年传承，每座古村落都蕴藏有海量的历史文化信息。

　　古村落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广阔田野

　　尽管我国的古村落大多形成于生活相对单调的农业文明时代，但由于各地自然条件、风土民情、文化背景的差异，传统村落的类型、样态仍然异彩纷呈。这些携带着丰富历史文化基因的聚落，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田野。

　　中国古村落的分布，以长江以南湖南、贵州、广西、云南等地以及浙江、福建等沿海省份较为密集。北方的山西、河北等省份亦有遗存，但与南方古村落差别较大。此外，西北地区的藏族、羌族等少数民族古村落，也十分值得研究者关注。

　　以山西为例，与江南一带青瓦、白墙的水乡村落风格不同，山西的院落大都青砖灰瓦，气派大方，这不仅与当地的建筑材料和气候相关，也与其历史上的生产生活背景紧密相连。明清至民国年间，精明的晋商靠经营盐业、票号等积累了大量财富，富足的商业家族大规模建造大窑院和商铺，这些建筑依山就势，极其壮观，有的竟达七八层。以山西省灵石县静升镇王家大院为代表的宏大宅院，在我国民居建筑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再看安徽古村落，以黟县西递、宏村为代表的现存皖南传统村落，因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而为世人所知晓。徽州文化、徽派建筑、徽商精神几乎是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谈文化必看建筑，从建筑反映精神。而皖南古村落作为以徽商资本为经济基础、在徽州文化熏陶下造就的带有典型地方特色的村落，则为研究古村落提供了一组珍贵的范本。

　　“失落的古村”引起学界关注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传统村落正在以极快的速度消失，这一点引起了学者的关注。

　　湖南大学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课题组曾对我国（长）江（黄）河流域，以及西北、西南17个省113个县（市）中的902个乡镇的传统村落进行实地考察，其“遗存实情”记录显示，在这些区域中，颇具历史、民族、地域文化和建筑艺术研究价值的传统村落，2004年总数为9707个，至2010年仅存5709个。平均每年递减7.3%，每天消亡1.6个传统村落。在一些发达地区，传统村落消亡的速度更快。记者在走访中发现，在城镇化的冲击下，古村落的消失不仅指传统建筑被新式建筑所取代，更明显地表现为当地居民价值观的改变。

　　“古村落，特别是少数民族古村落，是民族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古村落和建筑相关，但首先它是一个文化聚落。当地民众的传统文化主要在村落保存，保护古村落是保护传统文化，特别是文化遗产的关键节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祁庆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反复强调现代化进程中的古村落保护。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西南民族学会副会长杨福泉认为，不管在哪一时期，乡村文化都是中国文化的重要依托。村落消失了，中国文化就没有了根。目前，村落的建筑形态，村民的衣食住行，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等都处于比城市更脆弱的状态。他说：“通过近年来对滇西北60余个村落的实地调研，我们深刻体会到，乡村文化保护的力度要加强。随着城镇化步伐的加快，大量的年轻人涌到城市，文化的传承面临挑战。作为学者，我们也在为保留文化传统而尽最大努力，比如，根据村落的不同特点，有意识、有系统地培养东巴传人，进行传统手工艺培训。”

　　针对古村落的开发与保护，各地初步探索了一些模式，出现了诸葛村、张谷英村、西文兴村等一批耳熟能详的“名村”。但学界对此聚讼纷纭，清华大学古建筑研究所所长楼庆西对周庄的保护模式比较认可，认为周庄沿袭了历史上的商业传统，且较好地保护了原始建筑。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社会学系教授赵旭东则反对“将古村落围起来收取门票”的保护方式，他说，“面对古村落的消失，要快速应对，尽最大努力将其中承载的历史、文化、民俗信息原汁原味地保留下来。可以去研究，但不一定用手去触碰”。湖南大学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胡彬彬建议，应尽快由国家制定和出台传统村落的界定标准，含建筑年代下限标准、民族文化形态标准、社会形态标准等，并参照我国文物保护经验，分别建立起国家级、省级、县（市）级三级标准和相应保护模式。

　　加强与村落的沟通对话

　　尽管国内已有部分学者致力于古村落研究，但据了解，整个学界对这方面的关注度仍然不高，且主要集中在民族学、人类学和建筑学领域。祁庆富提出，在国家社科基金评审和教育部重大课题立项时，可以适当加强对这方面学术研究的导向性。

　　祁庆富认为，学术界在对古村落的研究中，往往过于强调文化的特异性，而忽略文化间性。比如，大园古苗寨的窨子屋独具特色，却不为学术界所关注，研究苗族的学者认为它不符合苗族传统的吊脚楼特征，研究汉族的学者又不认为它是汉族建筑，其实这恰恰是苗族在历史生活中与汉族融合的生动表现。他说，文化间性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特征，各种文化相互融合渗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对于民族关系研究是非常重要的观念。

　　在谈到对古村落的考察时，杨福泉特别强调了“综合性、跨学科”的概念，他将对古村落的调研与以往的单一研究相区别。他说，如今的村落研究，不像以往民族学、人类学调研时仅仅作出如实描述，而是突破了单一的研究方法，涉及当地的经济发展、社会多样性保护、文化产业发展等，并给出相关的建议。

　　“‘古村落’是相对现代生活而言的，在村落研究中，社会学、人类学并不特别强调‘古’的概念，而是更关心‘活’在今天的古村落，更关心古村落中的人当下的生活状况。”赵旭东说，有一种力量，能够使古村落这样的微缩社会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只发生极缓慢的改变，这种力量强大且不多见，其原因值得思考。民族学、人类学的学者应对今日的古村落有新的理解，并加强与村落的沟通与对话。（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本报记者　吕莎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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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湘西南九大自然崇拜

　　●天崇拜

　　认为天是至高无上的，能主宰世间一切。所以，人们敬畏天、崇拜天。家家户户的堂屋正面墙壁都设有祭坛，并且“天”排在“地”、“国”、“亲”、“师”之首。举行重大祭祀活动要先祭天；久旱不雨要祭天，祈求天降甘霖；举行婚礼要先拜天，称作“天作之合”。

　　●地崇拜

　　在堂屋祭坛上，将“地”排在仅次于“天”的位置。在祭坛下部，设“长生兴隆土地神位”，颂扬“土能生万物，地可产黄金”，可以“人杰地灵”。在村内村外建有土地庙，分别祭“门宅通灵土地”、“牛栏土地”、“猪栏土地”、“桥头土地”、“坳上土地”、“田间土地”、“四山土地”等。认为土地神是“保一方清泰，佑四季平安”的保护神。

　　●日崇拜

　　认为太阳是光明之源、生灵之母。旧时，如遇日食，以为是天上的恶魔同太阳搏斗，需设案焚香，请巫师念咒祈祷，“驱魔救日”。拜祭太阳最热闹的活动是“太阳会”，人们敲锣打鼓，高歌太阳的功德，祈求太阳神的保护。

　　●月崇拜

　　把月亮视为男女婚姻的爱神。绥宁县南部苗族聚居区，过去还有自愿集资举办“中秋会”祭拜月神的习俗。

　　●火崇拜

　　认为农历六月二十三是火神生日，要举行火神会，牵一头身披纸钱的公牛到火神庙宰杀，敲锣打鼓，烧香焚纸祭火神。大年三十，家家户户都要举行简单的祭火仪式，先把一些酒饭菜投入火塘，然后才能吃饭。

　　●古树崇拜

　　历经千百年的古树被称为社公树，严禁砍伐，每年四时八节要烧香献祭。生了小孩，要在古书上寄名，认古树为亲爷（干爹），祈求保佑长命富贵。大年三十，老人要给古树喂年庚饭。苗族最崇拜古枫树，认为枫树是祖先蚩尤的化身，至今湘西南苗族还保留着大量以“枫”字开头的地名。

　　●龙崇拜

　　认为龙是吉祥的象征，各村寨都建有龙神庙，房屋梁上饰之以龙。春节舞龙灯，举行祭龙活动和安龙神仪式，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狗崇拜

　　传说远古时期天降暴雨，粮食被冲走，是神犬历经千山万水，偷来稻种救活人们。因此，人们对狗非常感激。古时，人们从不杀狗，不吃狗肉，狗死后要入土埋葬。至今，在湘西南部分区域，还保留有神秘的祭狗仪式。

　　●牛崇拜

　　牛是农家之宝，人们把农历四月八日定为牛王节。俗话说，四月八，牛歇轭，耕牛不仅免役，而且还给牛喂鸡蛋、糍粑、米酒，主人家则吃糯饭，表示人牛同庆。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聂德荣/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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