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报》总第226期 独家报道“走进湘西南古村落”文章之一
在远离都市的偏僻地区,有一些古老而神秘的村落。在那里,一些古老习俗、建筑造像、宗教信仰、历史遗迹,避开都市喧嚣,躲过灾害战火,得以较为完整地保存。他们不是定格过去的博物馆,也并非观光游览的圣地,而是老百姓世世代代生息繁衍、耕织劳作的场所,是活的聚落。这些古村落被称为“记录历史的活化石”。一个古村落即是一个微缩的社会,对古村落的考察涉及人文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的方方面面。
近日,记者与湖南大学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田野考察组一道,来到湘西南绥宁、新宁、城步等地,深入古苗疆的大山深处,探访千百年来在这里聚族而居的少数民族古村落。选择中国众多古村落中的几处,作为标本进行考察。
在湘桂黔交界处,坐落着一处山环水复的秀美村庄,这里便是“上堡古国”所在地——绥宁县黄桑坪苗族乡上堡村。村子被青石古道隔成一个个“井”字,远望去像一个棋盘。棋盘坐落在九座小山的包围中,形成了一把巨椅,当地村民介绍说,这样的气象叫“神龟出山”,“神龟带九子,九子九成精”,代表祥和。
首次建立苗民政权
谁也不会想到,这个恬静粹美的山间小村,竟是当年苗民起义的政权中心所在。此处山高路险,南抵城步、西接通道,进可以到长沙、邵阳,退可以到广西,优越的地理位置成为起义首领选址在此的重要原因之一。
明正统元年至天顺四年(1436—1460),蒙能、李天保等人领导湘、黔、桂边界的苗民发动了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在历史上,这一地区苗民起义次数众多,然而此次起义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久前所未有,共有三省18县五万人参与,历时24年,并且以上堡为中心首次建立了苗民政权,与明王朝分庭抗礼。领导人李天保将年号定为“武烈”,自封“武烈王”,并将苗疆划为“省”、“府”、“州”、“县”等行政单位。至今,黄桑坪一带的小孩子还会哼唱一首歌谣,“界溪省,巴流府,雪林州,赤板县,上堡有个金銮殿”。
起义遗迹随处可见
歌谣里所唱的“金銮殿”今日已不复存在,据黄桑坪苗族乡政协工作联络委员会主任曾红亮介绍,解放后2000平方米的地基都分给村民建了民房,现在能看到的只是金銮殿的遗址。该殿建在村庄的西北角,也是全村的最高处。记者拾阶而上,发现脚下石板都雕有精美的花纹,可以想象当时金銮殿的华丽气派。沿石阶上去,只见一栋民宅静静伫立在当年金銮殿的遗址处,未曾看到砖瓦残垣。如果不是脚下严整的方形石板,人们很难想象这里曾是苗民政权的议事中心所在。
只要稍加留意,就能在上堡找到当年苗民起义的痕迹。在一处葱绿的草丛中,记者发现了当年起义苗民插起大旗的旗杆石。村口的老树下,有两块圆形、中间有孔的饼状石板,据说也是用来固定旗杆的。走到一户人家门口,村民热情地指着一棵不生枝叶的老树给记者看,只见树牌上书“拴马树”,据说当年起义苗民在此拴马,以至于树干上留下了一道深深的勒痕。老树随着年月生长,勒痕如今已有一人多高。记者在上堡村还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在很多青石板路的方砖上都有棋盘样的凹痕,据说这是一种叫做“同移山”的娱乐活动,取众人同心协力可以移动山川之意,在当时颇为流行。
李天保等人起义后被朝廷出重兵镇压。为了纪念镇压的官兵,朝廷在这里修建了一座忠勇祠。但是由于无人管理,当地苗民更不会主动修缮,忠勇祠倒塌后再未重建。如今,只剩刻着“忠勇祠”三字的石碑孤独矗立,其后长满了茂密的植物。在村子背后,有两座小山似的土包,和其他山体并不相连,上面也没有多少树木,当地人猜测,这有可能就是李天保的埋葬之地。
起义军后人的安居生活
尽管上堡村的民居大多仍是具有典型苗族特征的干栏式建筑,但在整体规划上与其他苗寨有所不同。由于上堡当年是作为政权中心而建,因此给排水系统、道路交通、防御设施等都有其独特之处。
上堡村的供水沿袭了古人做法,从上游引水入宅,沿沟渠流入院落。在每家每户门前,都有半人高的院墙,全部由片状石头垒起,不需泥土黏附,却异常坚固,整个村子俨然像一座坚固的石头城,这显然也与当年的防御工事相关。时至今日,上堡村的房屋因战火毁坏已几经重建,但仍完整保留了最初的整体规划。
上堡村如今居住着苗、侗、黎、傜四个民族的村民400余人。比起其他苗寨,这里的氏族性并不突出,因为村民基本上都是当年苗民起义军的后人,他们来自不同地方,姓氏也不同。虽不是一个传统的大家族,却也其乐融融。民族平等政策的实施,使得这一带人民安居乐业。上堡海拔较高,气温常年低于外界,作物成熟也较晚,村民们将这一特点变为优势,种植和销售延季蔬菜。如今,上堡的西红柿已远销香港。此外,村民们也靠种植、加工楠竹创收。
记者离开上堡村的时候,身着民族服装的村民们正围坐在村口谈天说笑,昔日反抗与镇压的兵刃之地,历经500多年的雨雪风霜,已是一片祥和。(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本报记者 吕莎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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