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博迪（Bertil Andersson）教授，现任南洋理工大学（NTU）校长。曾在瑞典于默奥大学（Ume?覽 University）和隆德大学（Lund University）受教育，并在默奥大学开始投身于科研事业。1996—2003年任斯德哥尔摩大学化学科学院院长，1999—2003年任瑞典林雪平大学（Link?觟ping University）校长。2004—2007年加入设在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的欧洲科学基金会并担任首席执行官。1989—1997年担任诺贝尔化学奖委员会委员（并于1997年担任主席）；2000—2006年成为诺贝尔基金会委员，2006—2010年担任诺贝尔基金会董事会委员。他是欧洲科学公开论坛咨询委员会成员、多个瑞典及国际基金会理事和瑞典及国际学会的成员，包括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澳大利亚科学院院士和欧洲科学院院士。

　　2007年4月，安博迪教授担任南洋理工大学常务副校长。他积极推进具有影响力的科学与工程领域项目，在协助NTU重新定位教育与研究方向上作出重大贡献，并成功地吸引了众多世界知名教授和学者以及年轻的研究精英到南大工作。作为伦敦帝国学院的客座教授和研究员，他也是NTU和伦敦帝国学院联办的李光前医学院成立的主要推动者。

　　建校之初的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是当时海外唯一的最高中文学府，它树立了海外中文教育发展的里程碑。今日的南洋理工大学，传承了先辈倾资兴学及勇于拓荒的精神，以其严谨的学风、融贯中西的教学资源及卓越的学术成果而著称。安博迪教授于2011年7月1日成为南洋理工大学的新任校长，在秉承传统的基础上，他提出要“将南洋理工大学带入世界舞台”。前不久，安博迪教授应邀来到中国访问，其间本报记者对他进行了采访。

　　1 理工科专业的发展也需要人文关怀

　　《中国社会科学报》：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NTU）是一所以工科闻名的著名学府。近年来，NTU非常重视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发展，并且在很短的时间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同时，跨学科合作成为NTU的一大研究优势，每年都有来自世界各地、各个学科专业的优秀研究人员加盟。在您的管理和规划下，NTU未来的发展方向怎样？

　　安博迪：正如你所说，NTU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工程类大学之一，以工科专业最为出色。自建校以来，为新加坡的工业发展贡献了非常多的人才。但是，NTU现在正在改变，它将变成一所综合性的大学，更全面地覆盖各个研究领域和学科。虽然工程类的研究和科目仍旧占据大学的主导地位，但是需要新的领域加入，比如我们过去就有商学院，现在又建成了社会科学学院、人文学院、艺术学院，很快还将建成医学院。

　　我本人对跨学科研究和交流一直都很感兴趣。我在诺贝尔奖委员会工作时，发现越来越多的新知识、新发现从跨学科的合作中产生。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争论，也许有人会觉得理工科院校开办人文社科专业没有优势，但是我反而觉得，与传统的综合性大学相比，NTU的人文社会学科有不同的优势，因为自然科学、工程学和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一定有交集和火花。在某些领域，跨学科合作特别重要，比如技术和社会变革这个课题，探讨技术发展怎样改变人类的生活，移动通信的发展如何改变人类的交流方式，想象一下在地球不同角落的父母和孩子、祖父母和孙子们如何利用这些先进的通信方式进行交流。最为明显的是，电子网络如何改变人类现代生活，网络有时甚至能够影响和改变政治进程。另一个例子就是人文和科技领域的合作，叫做人类和机械的互动（human-machine interactions）。试想，如果汽车、飞机等机械只是按照工程师脑子中的构想所创造，也许根本无法被人类所使用。工程师必须要有人文关怀，才能制造出具有人性化的机械。

　　任何一所朝着综合性发展的大学都应该好好建设人文和社会学科，但是更重要的是让它们和理工科进行交流和合作。这不仅有利于科学研究，更有利于人才的培养。NTU现在也是这样做的，我坚持认为未来社会需要的不仅是专才，更需要有广泛背景的通才，就像工程师也需要有人文关怀。所以我全力推动跨学科合作研究，全力支持更全面背景的高等教育。

　　2 资源、人才和高等教育必须走全球化道路

　　《中国社会科学报》：我注意到您曾在受访时提到，“要把南洋理工大学带入世界舞台”。的确，高等教育的发展必须走全球化道路，即使是很优秀的大学也需要不断进步，以保证其不会在全球的竞争大潮中被赶超。高等教育全球化的重大意义在哪里？

　　安博迪：对于高等教育和高等院校来说，全球化的舞台是至关重要的。全球化发展是大势所趋，适用于任何国家和行业。以我本人为例，我生于瑞典北部的一个小城市，那时我根本不可能想到有一天可以在新加坡工作，更别提来到中国访问和与你坐在这里谈话了。再用学术研究举一个例子，据调查，全球75%的自然科学文章是由不同的学术机构合作完成的；35%的学术文章（包括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是由超过一个国家的研究人员合作完成的。

　　为什么全球化是高等教育的大势所趋？原因之一是来自于全球的挑战。国家的界限已无法阻止气候问题的蔓延，也无法阻止病毒对人类健康的侵袭。伦敦的一个学术机构系统地总结全球化十大挑战，其中五个来自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五个来自于人类健康。谈到这里，又和我刚才提到的跨学科研究联系起来了。如果谈到人类健康问题，不仅仅要研究如何攻克病毒，还会联系到如何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问题。如果想要解决气候和资源问题，也不是某个国家和某个学科可以解决的，需要跨学科和全球的合作。

　　在新加坡的高校里，大约50%的教职员工来自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虽然新加坡的这个比重相较于其他亚洲国家会大一些，但我相信在中国也会有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参加工作。这个现象被称为“人才环流”（Brain Circulation）。例如有些人在英国读博士，在美国做博士后，然后来到新加坡工作。这意味着，在一个像NTU这样的国际化大学，你将会和来自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精英合作与竞争，包括老师和学生。

　　《中国社会科学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调查显示，2000—2008年全球大约有330万的学生在本国以外的国家接受教育。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会选择北美、欧洲和澳大利亚的学校。近年来，前往新加坡留学的学生也在增加，请问新加坡的高等教育优势在何处？

　　安博迪：美国仍然是大多数留学生的首选之地，包括欧洲的学生。美国、欧洲和澳大利亚的高等教育受到欢迎，英语的通用是其中一个原因。但目前看来，也许汉语会成为未来的趋势。中国和亚洲的发展速度非常快，这是有目共睹的，亚洲的高等教育对其他国家的青年学生来说日益具有吸引力。新加坡有其自身的优势，东西方文化在这里结合得很好，类似的地区还有中国香港。在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的高校使用英语教学都没有问题。新加坡的高校在过去的十年中，吸引了来自全球很多的顶尖教授。很多英语国家的学生来到亚洲，他们学习亚洲的知识和文化，但是仍然使用英语，这对促进北美、欧洲和亚洲之间的交流和融合也非常有益。目前中国需要更加重视发展教育，吸引更多的教育资源和世界各地的学生。

　　3 “教”与“学”相辅相成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曾经提过，亚洲和欧美的教学模式差别非常大。前者更强调老师的“传道授业解惑”，后者更强调学生的自主性。作为在欧洲学习然后来到亚洲工作的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安博迪：首先，正常的授课和考试都是不可缺少的。中国、新加坡以及很多年以前的欧洲都保持着非常传统的教学模式，即早上学生们来到大教室，教授上课，学生记笔记。在我看来，这种模式下的学生就好像是课程和知识的“消费者”。我认为，学习的过程一定要是互动的过程。我甚至不喜欢“教”（teaching）这个词，而更喜欢“学”（learning）这个词，前者对于学生来说是被动的，后者是主动的。现代课堂应该让规模越来越小，让分组讨论越来越多。

　　NTU的校园非常非常美丽，现在大约有33000名学生，很快会发展到35000名。在如此美丽的校园里，应该把不同国家、不同专业以及不同年级的学生聚到一起，甚至是让老师和学生们聚到一起。让课堂以外的时间、教室以外的地点都可以产生思想的碰撞和火花。在这一点上，美国的教育是做得最好的，比欧洲好。亚洲还是比较传统，但是已经在发生改变了。举个例子，我有时会和一些在新加坡工作的瑞典商人聊天。曾有一位瑞典商人告诉我，他已经在新加坡经商15年了，在雇佣员工方面，他倾向于找新加坡的年轻人，因为他们是很好的“执行者”；但如果是项目的构想和管理方面，他们还是倾向于找瑞典的毕业生。现代企业最需要有综合实力的人才，而不是只会听从老板命令的执行者。大学毕业生需要在专业基础之外，掌握合作和沟通的能力。

　　害怕和尽量避免犯错误是亚洲人的传统思维模式。其实各个国家都有类似于“失败是成功之母”这样的谚语。我想这也是全球化的魅力，你可以从不同国家和文化里学到好的东西。东西方文化应该互相取长补短。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世界经济危机之后，很多国家都纷纷削减教育经费。比如，英国今年削减了40%左右的大学经费，引起轩然大波。NTU的情况如何？

　　安博迪：NTU的情况要好很多，这主要得益于新加坡稳定的经济发展状况，其在经济增长方面是为数不多的可以挑战一下中国速度的国家。所以在全球经济危机期间，只能说NTU在教育和研究经费方面增长缓慢了，但是几乎没有精简。对此我们感到非常庆幸。中国的高校应该受影响也不大。可见一个国家的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性。

　　4 中国未来科研学术发展非常有希望

　　《中国社会科学报》：创新对于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模式来说非常重要。中国政府一直以来都非常重视发展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但是仍然有很多质疑说中国的科研学术没有能力获得诺贝尔奖。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安博迪：我们这里讲的仅指科学研究类的诺贝尔奖，跟和平奖之类的无关。我曾经在诺贝尔奖化学委员会和诺贝尔基金会工作过，我们会评审大量的研究成果，深知诺贝尔奖在推动学术研究的新发明和新创造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为了一个真正有突破性的尖端研究，任何人、研究机构都要花费很久才有可能出成果。以色列是比较特殊的例子，它是一个建立于1948年的年轻国家，但其非常重视科学发展，于2001年就拿到了第一个诺贝尔奖。我在新加坡也谈过这个问题，对于诺贝尔奖的获得，重视科学发展和潜心研究是至关重要的。中国也是在近十多年才开始重点发展科学创新，因此还是非常有潜力的。

　　另外一点，历史上很多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在曾经的试验中与当时的主流研究路子不一致，受到诸多质疑。在平时的研究中，就要勇于挑战前辈们的结论，证明其中的某些哪怕是权威的东西也可能出错。比如在瑞典，如果你想在博士后的研究阶段取得突破性成果，你最好是能证明你的导师在该方向的一些结论是错的。但是在亚洲，比如中国或新加坡，你则需要证明你导师的研究成果是正确的。如果中国人能发挥其踏实肯干的传统优势，然后更加富有挑战性和创新性，就能实现我刚才所说的将东西方文化的长处相结合。

　　《中国社会科学报》：越来越多的中国大学和研究机构开始意识到建立高等研究院的重要性。我所工作的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也已经和正在建立一系列高等研究院。NTU也设立了高研院，那么对于高等教育和研究来说，高研院有何重要性？

　　安博迪：NTU的高研院目前是偏重物理和自然科学方面，经常会邀请诺贝尔奖获得者来讲学和交流。跨学科合作的研究项目应该是NTU高研院日后的发展方向之一。我个人对复杂性研究（Complex Study）很感兴趣，比如北京这样一个国际大都市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其中科技、交通、社会关系、教育、治安等一系列环节如何运作和互相配合，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研究题目。复杂性研究最关键的就是交叉学科的合作，我今后将推动高研院在这个方面的发展。

　　5 与中国的合作在全球高校发展战略中至关重要

　　《中国社会科学报》：NTU与中国之间的合作一直进行得很好，NTU还专门设立了中国事务办公室与中国大学的合作。您成为校长后，会继续推动NTU与中国的合作吗？

　　安博迪：即使我今天不是NTU的校长而仍然是瑞典林雪平大学的校长，我也依然会非常重视和中国的合作。更何况我现在是在NTU，我们设有专门的中国事务处，与中国的合作对于NTU来说很重要。如果照目前的发展速度继续下去，中国在未来将成为一个科技大国，据预测，到2013年，中国的科研论文产量将超过美国。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包括新加坡，世界上任何一所大学，包括NTU，都必须有和中国合作的长远战略计划。因此，在NTU的全球发展战略中，中国是最重要的合作者之一。（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本报记者　张小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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