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涛在《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5月26日发表《“今日中国为何出不了大师”是伪命题》,也就是说“钱学森之问”是伪命题。这与“李约瑟问题”是伪命题是相关的。本文认为“钱学森之问”与“李约瑟问题”都是真命题。
“钱学森之问”与“李约瑟问题”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2005年7月30日,钱学森曾向温家宝总理说:“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钱学森提出了问题,同时,也指出了解决问题的方向。
与“钱学森之问”相关的是“李约瑟问题”。“为什么近代科学和科学革命只产生在欧洲呢?……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着了先鞭呢?怎么会产生这样的转变呢?”
近100多年以来,在基础学科有4位杰出大师: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奠定了现代生物学基础;马克思的《资本论》奠定了政治经济学基础;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的意义》奠定了现代物理学基础;弗洛伊德奠定了现代心理学基础。在这些基础科学方面,中国没有出现奠基性大师,应当引起深刻反思。
“钱学森之问”涉及一个大学如何才能培养出杰出人才,促进科学技术的创新;“李约瑟问题”涉及一个国家的科学技术如何才能进步,走进世界的先进行列。很好地解决“钱学森之问”,可以更好地回答“李约瑟问题”;较好地回答“李约瑟问题”,可以更好地解决“钱学森之问”。
要从“个体”、“群体”、“整体”三个层次,去研究“钱学森之问”和“李约瑟问题”。个体层次回答“如何培养杰出人才?”群体层次回答“大学如何培养更多的杰出人才?”整体层次回答“一个国家的科学技术如何走进世界的先进行列,涌现出一大批杰出人才?”“个体”、“群体”、“整体”这三个层次是有其内在联系的。整体制约群体,群体制约个体;个体影响群体,群体影响整体。
按照人才成长规律培养杰出人才
大学要培养杰出人才,须具备六大基本条件:1.学生的基础好,身心健康;2.遵循教育规律办大学;3.有一流导师的指导;4.有强烈的“社会需求”,有高期望、高抱负;5.有自由独立思考的时间、空间;6.有长期超越寻常的个人努力。
大学要有安静的环境,让人沉下心来学习与研究。教师要有稳定的心境,深入钻研学术问题。用一句话来概括“大学精神”,就是“象牙塔精神”,即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精读经典,参与实验。更具体地说,大学精神是:“图书馆精神,实验室精神”。学生要进图书馆,要进实验室。大学教育的“官僚化”、“功利化”、“浮躁化”,明显违背了教育的基本原理。
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大学,运动式地进行“院系大调整”和“大跃进的教育革命”;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彻底否定办大学;1978—1988年是中国大学发展较好的、稳定发展的10年;90年代的大学“大合并”;21世纪初期10年的大学“大扩招”。在一波又一波的“运动式”的教育革命大环境下,很难培养出杰出人才。
研究生教育应当是“解决未知问题为目标的教育”。有创新才能给予学位。如果仅仅有钱、有权也可以拿到博士学位,那就是对学术的最大践踏和亵渎。学术的腐败是扼杀杰出人才成长的毒品。
对杰出人才影响最大的因素是教师。钱学森的老师是冯·卡门,他是 “美国航空之父”。杨振宁的老师是泰勒,他是 “美国氢弹之父”。海森伯的老师是玻尔,他是量子力学的奠基人之一。一个国家缺少一流的导师,就难以培养出杰出人才。
有高期望、高抱负,是成为杰出人才的重要因素。我国要普及教育,并不意味着否定“英才教育”。我国在较长时期里批判“个人主义”、“名利思想”,这有其合理性,但批判离了谱,不敢提培养“杰出人才”。只有低期望,从社会需求上,就拒绝了培养杰出人才;只有低抱负,目标短浅,就很难出现杰出人才。
在适当时期,为人才提供独立思考、自由创造的较长时间。教师和学生都需要“创作”、“创新”的自由时空。大学师生都应有高度的自主性,自由研究、探讨自己所关注的领域。
杰出人才通常都要付出长期的艰苦努力。有一个统计律,即十年成才律:从受专业训练开始,必须集中精力,有十年的专心努力,才可能成为杰出人才。十年成才律是成为杰出人才的下限时间,上限时间将更长。第二个统计律是成才年龄分布律:一般是25—55岁之间。有大器早成,也有大器晚成。不同专业,成才的年龄分布不同。自然科学家创新的高峰期在37岁左右。杰出教育学家出版成名之作在52岁左右。
教育是社会发展的“慢变量”、“序参量”,不可能“大跃进”,不可能“立竿见影”,不可能通过“运动式”推进,欲速则不达。培养杰出人才有其自身的规律,办好大学也有教育的基本原理,社会发展也要求有经济政治的结构和功能的转变。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查有梁 单位: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管理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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