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崛起的过程中，中国通过怎样的周边战略选择去寻求与其实力相称的地位，一直备受世界关注。现阶段，构建中国的周边战略有几个重要的问题需要明确。第一，决定中国与其周边地区关系的结构是什么？这决定着现阶段中国在周边地区的主要战略目标是被动地寻求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还是要在这一地区谋求更多的影响力。第二，美国究竟能在中国周边发挥多大的作用？特别是美国重返东亚在多大程度上对中国的周边安全构成实质性威胁？第三，在美国力量的深度干涉下，中国与周边关系是什么样的博弈格局？如果经济联系仍然是这一地区的基础关系，那么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关系如何能够为中国赢得稳定的周边环境？

　　针对以上问题，我们的基本判断是，中国在周边地区的市场交易畅通，经济发展的能源、资源需求主要不是依靠周边国家，因此中国在这一地区所追求的战略目标是防御性的，即确保现有的崛起成果。然而，作为全球霸主，美国的战略重心是防止出现离岸的地区霸权，这一战略目标显著增加了中国在周边主动作为的成本。由于美国的存在，周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担忧很容易转化为行为上的敌对，以至于中国稍有积极作为的倾向，这些国家便反应强烈。因此，中国在崛起阶段，通过扩张性手段主动谋求在周边建立一个类似美国在西半球建立的美洲体系不是有效的选择。

　　从长远趋势看，崛起中的中国在周边地区的权力来源更可能是建立在市场交易行为中产生的结构性权力基础上，它主要通过周边国家在经济上对中国的不对称依赖关系而获得。由于美国对该地区市场份额的限制性政策以及美元信用下降等因素，美国对东亚经济的影响力呈下降趋势。经济陷入持续衰退的日本也已丧失带动东亚经济持续增长的能力。而中国具备初步能力，通过构建周边经济秩序进一步提高周边国家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依赖性。

　　首先，随着内部市场规模的扩大，中国有能力主导周边地区特别是东亚地区的经济结构调整，以维持该地区的持续增长。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不仅能够继续维持与东亚其他国家之间的传统生产网络，扮演其与美国、西欧市场的加工中转站角色，而且应有意识地为这些国家的加工贸易品提供最终消费市场。由此，中国潜在的巨大的消费市场可以部分替代并消化这些国家原本销往美国的市场份额，带动周边国家的经济发展。

　　其次，良好的经济基本面和国际清偿能力、对东亚日益增加的贸易逆差，使中国具备通过人民币区域化主导东亚货币合作的基本条件。如今，中国对东亚金融体系起到实质性的稳定作用。如果忽略美元因素，人民币已替代日元成为决定区域汇率的最主要货币。近年来，人民币在周边市场的交易需求不断增加，并出现较大的需求缺口。让周边国家逐渐熟悉并使用人民币的过程既是中国在周边国家获取长期“铸币税”收益的有效途径，同时也是提高中国在周边的影响力和国家信用的机遇。

　　再次，尽管全面推行文化软实力还为时过早，但中国可以利用其发展模式对周边国家的示范效应来提高自身的影响力。中国的发展模式挑战了由美国倡议、并在部分国家强制推行且备受争议的“华盛顿共识”。其发展路径向同处相似阶段的周边经济体展示这样一种可能性：凭借自身实力发展、创新，即便不足以改变不平等的国际规则，但仍能在国内政治制度和国际问题上实现自主自决。

　　最后，中国在崛起过程中如何构建周边战略是一个全球视野的综合命题。我们需要突破传统地域的视角，对周边关系的基本属性进行分类，以面临的不同性质问题（如领土争端、海洋争端、能源问题、公共治理问题、民族与宗教矛盾等）作为研究导向。如何将这些在现实中互动的因素纳入到统一的、逻辑上相互关联的战略分析框架中，是中国周边战略研究中需要突破的难题。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高程　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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