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报》总第224期 特别策划“鲁迅精神的当代价值”文章之一

　　有人问，作为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鲁迅对各种黑暗、腐朽、没落、愚昧的事物大加抨击和揭露，以至于讽刺和嘲笑，对于那个时代封闭的社会结构具有极大的破坏作用。但是作为社会的精英，是否应当不止于破坏，而也要注重建设呢？换句话说，他对社会发展与进步，对于建设的国策，有什么贡献吗？

　　确实，这是一个很要害的问题。首先必须说，正如赛义德所指出的那样，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首先在于体现社会的良心，作为监督者、评判者、约束者，对社会指出不足，使当政者、管理者有所警觉、有所修正，而并不在于亲自参加直接的建设，那样甚至有损于作为知识分子的作用。

　　但是，社会当然有权要求作为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更多地给予建设性的支持，指出出路，开出药方，而不是仅仅“揭出病苦”或者在一旁指手划脚。因此他们会把知识分子对于社会的建设性贡献——也即是否提出有效的强国之策——作为评判知识分子作用的标杆。

　　那么鲁迅到底为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开出了什么药方呢？

　　第一味药，就是“立人”。这是鲁迅从早年在日本留学时就大声疾呼的救国之方。这在今天，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教育立国”主张。是的，这很相似，但是，“立人”的概念远比“教育”来得宽广。教育主要指对于青少年，对于后起新人的培养。带有居高临下的意味。而“立人”的概念，就不仅有上述含义，更具有针对全民族、全方位的范畴，内涵上不仅包括科学文化知识和人格培养，更包括整个民族精神面貌的塑造与民族性格的建立，包括改造国民性。鲁迅的主张是“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要使民族振兴，先要使民族性格挺立，要使国家独立，先要使国格站立。“立人”不仅针对青少年，而且针对整个民族。不仅针对被教育者，而且包含教育者本身。先做革命人，再做革命事。

　　第二味药，就是拿来主义。对于拿来主义，鲁迅已经解释了其含义，人们也早已耳熟能详，不需要作更多解释。需要强调的是拿来主义对于国家建设、社会进步的重要性，尤其是对今日中国建设的重要性。拿来主义是独立的、自主的，是主动的。在改革开放的现在，说句拿来主义很容易，但是在没开放的时代，可就没那么容易了，曾经还被诬为“崇洋媚外”、“奴颜婢膝”。而且，其实就是在现在，也不是没有问题：现在是另一个极端的问题——送来主义盛行。就像鲁迅告诫的，不但连祖上的大宅子照单全收，而且连鸦片烟具、姨太太也照收不误了。所以，“拿来主义”的神髓和精义要真正掌握，还须火候。

　　第三味药，就是韧战。有了好的制度设计、方针政策，还得有坚持不懈、百折不挠的精神、坚定不移的意志，才能做成事。看准的目标，唯有用坚韧不拔的勇毅精神，才能达到。尤其是中国作为弱者、后起者，要想战胜列强，舍此更无出路。

　　第四味药，就是壕堑战。反对许禇式的赤膊上阵。有了勇毅的精神，还要懂得在进攻中保护自己。这也适用于做任何事情，尤其是面临民族危亡的时刻。如果只想着同归于尽，那就真只能玉石俱焚，甚至敌人还没杀尽，自己先做了烈士。

　　第五味药，就是“拿货色来看”，拿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用实践来检验真理，看实际。不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反对“来了主义”，反对光挂牌子。在鲁迅看来，空喊口号几近诈骗。这种思路，对于任何方针政策，都是极好的催化剂。也将有效抵制形式主义，这对医治现在盛行的形式主义、重名不重实、光说不练的花拳绣腿，可说一帖良药。

　　第六味药，就是比较。鲁迅说，比较是医治受骗的好方子。比较虽然只是方法论，而非实操的国策，但是却是十分有效的治国良方。要摆脱落后，就要摆脱愚昧，要摆脱愚昧，就要比较。比较会使我们聪明起来。

　　第七味药，是倡导诚和爱，反对瞒和骗。有人说鲁迅只会骂人。其实是天大的误会。鲁迅有诗云：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前一句虽是憎的大纛，但其本质却是后半句爱的丰碑。冷对的是“千夫所指”，是当自己被围剿的时候，不怕事。他“揭出病苦”的目的在于“引起疗救的注意”，旨归还是爱。只不过他用的是诚实的爱，而非虚伪矫饰的爱，是爱之深而引起的恨之切。鲁迅深恶痛绝的是“瞒”和“骗”，认为那是没有希望的没落心态。

　　说到这里，大家已不难看到，这里说的鲁迅的强国之策，虽然不是制度设计或政策设计本身，然而是极其重要的科学的制度设计和政策设计方法论。我们不要请鲁迅来设计今天以至未来的制度，那是不现实的，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如此。我们需要的是清醒健康的头脑，科学的方法论，唯有清醒健康的头脑，科学的方法论更能适应各种情况，不怕时空变迁，才能治疗各种“适应症”。其实鲁迅的思想之丰富深刻，他提出的众多思维方法的价值，远非提出几条发展经济、富国强民政策的政治家、经济学家所能比。假如没有清醒健康的头脑，科学进步的思维方法，就制定不出治国良方，有了治国良方不知践行，等同暴殄天物；倘若把良方视若粪土，或者干脆毁坏它，更是有不如无；倘若和尚的嘴是歪的，那么即使是真经也可以被念歪。如何避免无才造良方、无知弃良方、无行废良方、无德毁良方，才是最重要的国策。

　　鲁迅之方，即今日所以造良方、识良方、行良方、护良方者，亦即真能使民富国强者。识之、爱之、用之、宝之，则中国强盛有望，蔑之、弃之、毁之、诬之，则民族之祸。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王锡荣　系上海鲁迅纪念馆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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