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东方市委原副书记吴苗因犯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10万元。日前，吴苗在他的忏悔录中说，导致自己犯罪的很大原因是“没人敢监督自己”，“没有监督或缺乏监督的权力迟早会变质”。（9月13日《检察日报》）

　　身陷囹圄的吴苗此时才想起“没人敢监督自己”，深感监督的可贵，的确为时已晚。但他的忏悔，也着实令人警醒：为什么吴苗大权在手、春风得意之时，对他的问题就没有人“吹吹耳风”、“拉拉袖子”，甚至坦诚直言、勇建诤言？笔者这样说，并不是把吴苗的犯罪行为归咎于公众的“不敢监督”，而是想探寻一下“不敢监督”背后的深层次原因。

　　说起对领导干部的监督，于监督者而言，至少需要两个条件。一是要有知情权，二是要有参与权。照这两条来看，对领导干部的监督，人数最多且最有资格的当然是领导身边的普通干部。但实际情况是，这些干部对领导的监督往往持消极和不作为的态度，起不到应有的监督实效。笔者认为，造成“不敢监督”的主要原因是“监督不能”，包括成本不能和制度不能。

　　所谓的成本不能，是指监督的成本过高。目前，一些地方监督口号和形式多，落实和惩处少，一旦有谁不知天高地厚地给领导“提意见”、“反映问题”，从轻的说是给领导找“麻烦”、给自己找“难看”，而对于那些敢于举报的正义之士，自身更要付出很高的代价。辽宁省鞍山市国税局原公务员李文娟，因实名举报当地国税局存在人为减免和少收企业巨额增值税的现象，两度被拘留，最后以“举报上访扰乱罪”送劳动教养。李文娟的举报没受到有关部门的及时保护，反而给自己和家人带来了灾难。面对如此之高的“举报成本”，不得不使越来越多的人在腐败面前保持“毫无责任的沉默”。

　　所谓的制度不能，是指监督的制度缺失。应当说，现在“写在纸上、说在嘴上、贴在墙上”的监督制度是多如牛毛，但能够真正得到有效落实的却少之又少。这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这些制度都是由领导制定的，或者说体现了领导的“意图”。如果监督权力的赋予没有真正通过民主的方式产生，对于需要被监督的领导干部来说，让自己任命的下属来监督，就相当于是自己监督自己。再者，由于现阶段领导资源和权力的过于集中，身为基层干部和普通干部，自己的前途甚至生活来源都取决于上级领导，又怎能要求这些干部“敢于监督”？又怎能苛求他们成为“监督义士”？

　　普遍出现的现象要从规律上分析，反复出现的问题要从源头上找原因。具有知情权和参与权的普通干部“不敢监督”，这种“绝大多数干部的沉默”、“毫无责任的沉默”，形成了贪官们腐败行为愈演愈烈的“黑色土壤”。其后果，不仅使权力失去了应有的制约，造成普通干部不说真话甚至说假话，更毒化了社会风气，使广大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失去信任。

　　有效改变“不敢监督”的现状，首先必须建立切实可行的举报人保护制度，降低对腐败分子的举报成本。只有包括领导身边的普通干部在内的监督者都敢发言、勇监督，领导干部才“不敢腐败”。而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发扬民主、完善机制，让各级干部改变权力唯上的积习，让基层干部和普通干部有监督的“底气”，也有监督的动力——因为他们是否“敢于监督”，也在公众的监督之中。

　　不能让“毫无责任的沉默”再沉默下去了！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徐娟　单位：福建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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