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是平的》一书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曾说：“我们生活在两个超级大国世界里，一个是美国，一个是穆迪。美国可以用炸弹摧毁一个国家，穆迪可以用债券降级毁灭一个国家。”8月5日晚间，标准普尔剥夺美国AAA 主权债信评级的消息一出，引发全球金融市场动荡。8日，全球主要股指一路飘绿。从希腊债务危机开始，三大评级机构屡次下调欧洲几个国家的评级，随后欧元兑美元的汇率在不到半年的时间下跌了16%，欧洲股市大幅下跌。目前，欧洲仍处在债务危机的阴霾之下。

　　三大评级机构为何能在资本市场呼风唤雨，它们的权力从何而来？是否履行了与其权力相对应的义务？

　　膨胀的权力缘于何处？

　　美元独霸世界国际金融体系保障了三大评级机构的“金融专业”话语权。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刘熠辉表示，三大评级机构垄断格局有特殊性，它们直接代表了美元的结构性垄断地位。

　　法规层面的支持是评级机构权力的根基。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规定，外国筹资者在美国金融市场融资时，必须接受评级公司的评估，由此确立了三大机构的垄断地位。1975年后，信用评级机构的权力在很大程度上源于“NRSRO”，即“国家认可的统计评级机构”，美国证券和交易委员会认为，只有国家认可的统计评级机构有资格对公司及其财务状况进行评级。此外，多数国家的政府和金融机构规定，债券必须经过此类机构的评级后才能购买，此举进一步将评级机构推向全球金融体系的核心。对此，纽约大学教授、信用评级机构研究者拉里·怀特表示：“一旦我们摆脱法规层面对信用评级的依赖，全国认可的统计评级机构就会灰飞烟灭。”此言虽过于绝对，但法规层面的支持对于评级机构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巨大的市场份额奠定了其巨大的影响力。目前，穆迪、标普和惠誉三大公司占据了评级市场的绝大部分份额。同时，投资者在购买股票之前，通常“要求”企业具有评级三巨头之一的评级，这些行为也不断巩固着三大评级机构的地位。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标普在这次事件中影响这么大，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三大评级公司一直专注于市场和投资评级，深厚的积淀逐渐形成了较强的市场影响力。

　　全球金融机构对于评级机构的依赖性已深入骨髓，包括深受降级之苦的欧洲。美国货币管理局的大卫·威尔逊指出，最新的《巴塞尔协议Ⅲ》依然以信用评级作为信用信誉的评判标准。投资者对于评级机构在心理上的依赖难以消除。评级公司Rapid Ratings（快评）首席执行官盖勒特也对媒体表示，很多市场人士愿意维持现状，如果没有了信用评级，投资者就不得不自己作信用分析，要是分析错了，他们没办法责怪那些该死的评级公司。

　　监管宽松也是评级机构权力膨胀的重要原因。美国于2006年颁布了《信用评级机构改革法案》，首次确立证券交易委员会对信用评级机构的监管权力。但就是这样一部法案，也对评级机构“呵护有加”：不仅没有对具体评级模式和收费形式加以限制，没有明确对评级结果的问责机制，反而规定委员会不得干涉NRSRO评级方法、指标以及评级程序的科学、合理性等。

　　风险预警未履 危机制造先行

　　评级机构作为金融市场重要的服务性机构，其职责在于预先评估、警告风险。但目前的情况是，不仅没有做到很好的风险预警，反而对经济衰退推波助澜，引发市场的不安情绪。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与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三大评级机构都没有做到提前预警，没有正确引导投资者。”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副所长丁一凡说。相反它们还将2002—2007年总额约3.2万亿美元的房贷抵押债券中的绝大部分评定为最高级别AAA。危机来临时，又马上降低这些金融创新产品的级别，放大危机的效应。对此，刘熠辉指出，由于评级信息滞后，加上研究方法的限制以及自身利益的约束，评级机构往往不能有效预见大型危机的爆发。危机来临后，下调评级容易导致市场筹资成本骤然升高，甚至使债务市场面临突然关闭的风险。如果市场上出现一致性调整，将导致市场缺乏流动性、价格下跌，这是恶性循环中间的一环。

　　2001年的“安然事件”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安然公司的财务造假由来已久，然而直至11月28日（即安然申请破产前4天），穆迪、标普、惠誉三大评级机构仍将安然债券的信用等级维持在“投资级”，这是一个极大的误导，随之而来的匆忙降级又一次将市场动荡推向高潮。

　　2010年以来，欧债危机从希腊蔓延至爱尔兰、葡萄牙，每次都是由国际评级机构的降级拉开序幕，美国的一些学者甚至惊呼，葡萄牙根本不存在“真实”的危机，是评级公司制造的危机导致葡萄牙政府无法从市场融资，最后不得不向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援助请求。

　　三大评级机构“落井下石”的做法引发了欧盟强烈不满，欧洲央行执行委员会委员帕雷默指出，在目前的经济危机时期，评级机构早已成为激发市场波动的一个重要源头。评级机构的结果通常是依据过时的信息分析得出，具有滞后性，放大危机效应。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国家风险部总经理陆思南从评级方法的角度解释了这一现象，她认为，三大评级机构更侧重于将政府的融资能力作为第一还款来源，忽视了从更为综合的角度来评价国家未来的潜力与实力，比如经济、金融、财政等方面。（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本报记者　张军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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