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报》总第222期 特别策划“9·11十周年”文章之一

　　正如我在《权力的未来》（The Future of Power）一书中所说的，在全球化信息时代，最大的权力转移之一就是非国家行为体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授权。2001年9月11日在由非国家行为体对美国发动袭击中死去的美国人，比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时死去的美国人还多。这或许就是所谓“战争的私有化”吧。

　　“9·11”事件说明了大的国家行为体能够被非常规暴力损害的程度，某种程度上讲，或许某些政府报告能够预见到这样的结果，但这种预见绝不会被纳入政府工作计划之中。如果美国当时面对的是一个怀有常规目的的恐怖政权，那么它对美国的攻击或许不足为虑。但美国无法承受所谓“非对称性”的打击。相反，美国或者拥有更高级的核能力，或者拥有“相互确保摧毁”的能力，以保持与对手在实力上的大致对等。

　　恐怖主义表现出三种不对称性，这些不对称性并不总是国家间关系的特征，但它们却帮助了那些在2001年9月使用非常规暴力的人。首先，信息上的不对称。潜在的恐怖分子对他们袭击目标的所有信息都了如指掌，但美国在“9·11”之前对恐怖分子的身份认定及其恐怖网络都不甚了解。其次，注意力上的不对称。对于一个较大的行为体而言，它总是有着很多的议题和目标，从而分散了它对较小行为体的关注度。较小的行为体则可以很容易地对一件事情投入全部的关注。这样二者相抵后的“净结果”就是，美国情报部门虽然掌握了关于“基地”组织的很多信息，但美国政府却没能对各部门搜集的信息进行有效的整理和处理。最后，信仰上的不对称。很明显，一些奥萨马·本·拉登的追随者确信在他们对美国平民发动自杀式袭击之后在来世会得到报偿。但无论是自愿去执行自杀使命还是蓄意对平民发动袭击，这些行为都不符合遭受“基地”组织袭击的人们的普遍信仰。

　　如果要汲取“9·11”事件的教训的话，对使用非常规暴力的人而言，在信息、注意力和信仰方面与对手的不对称并不能成为他们永远的优势。分析家们传统上认为胜利会站在军力更强的一方，然而，在信息时代，胜负可能也会受到叙事更好一方的影响。竞争性的叙事对胜负有重大影响，恐怖主义就是关于叙事的。较小的行为体无法与较大的行为体竞争军力，但它可以用暴力行为为世界设定议程，建立一种能够影响其行为目标软权力的叙事。奥萨马·本·拉登就很擅长叙事。

　　学者、专家和意见领袖对美国在当今世界上的地位经常存在误判。比如，二十年前，他们一般认为美国正在衰落，正在遭受“帝国过度扩张”所带来的危害。在这场争论中，我提出了“软实力”概念。在总结了美国硬的军事实力和经济资源之后，我意识到美国正在失去什么东西。尤其是随着结构新现实主义越来越受欢迎，国际关系理论承受了唯物主义者的偏见，而这种偏见窄化了我们的权力概念，忽视了非物质性要素通过吸引力也能够对行为体产生的影响。而这就是我试图要重新找回的“软实力”概念。

　　冷战结束十年之后，他们一般又认为世界进入了单极的美国霸权时代。一些新保守主义者得出结论，认为美国如此之强大，以致它能够决定它所想的就是正确的，而其他国家没有选择只能追随。新保守主义者查尔斯·克劳萨默祝贺这一观点的诞生，并将其命名为“新单边主义”。在“9·11”之前，“新单边主义”对布什政府产生了严重的影响，并衍生出关于预防性战争和强制民主化的新“布什主义”。“新单边主义”建立在对世界政治中权力本质的深刻误读的基础之上。权力是影响他人去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的能力，但占有资源的人能否获得权力则取决于环境。过去认为是军事实力主宰了大部分议题的结果，但在今天的世界，行使权力的环境在军事、经济和跨国议题上都很不同，因此结果也难料。

　　实践能力必须源于对一国实力优劣的了解。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但这种优势并不能使其成为帝国或霸权。美国可以影响但并不能掌控世界的其他部分。权力总是取决于环境，当今世界政治的大环境就像一个三维棋局。第一层，军事实力分布呈单极状态；但中间层的经济关系则是多极的，欧洲、日本、中国和其他国家都与美国的实力相当；最底层的跨国关系（比如气候变化、违禁药物、网络犯罪、流行疾病和恐怖主义等），权力混乱分布，而且权力同时向非国家行为体扩散。应对这些新威胁，军事实力只是解决方法中的一小部分，它更需要政府间和国际组织间的合作。

　　奥巴马在认识“9·11”事件教训及实行将软实力和硬实力结合起来的整体战略的重要性方面，已经做得很成功了。在与伊斯兰极端恐怖主义的斗争中，我们需要运用硬实力来对付那些死硬恐怖分子，比如奥萨马·本·拉登，但是我们不能指望去打赢这场战争，除非我们赢得了主流穆斯林的心。如果对硬实力运用不当（比如在阿布辛拜尔神庙和关塔那摩）导致新生恐怖分子比我们杀掉或阻止的人还多，那我们就输了。在全球信息时代，“9·11”的教训是，软实力比以往任何时代都发挥了更大的作用，而且它也一定是巧实力战略的一大部分。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美］约瑟夫·奈　系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徐庆超/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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