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报》总第222期 特别策划“9·11十周年”文章之一

　　自“9·11”恐怖袭击案之后的十年中，国际反恐怖主义斗争确实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然而，在相关国家与国际组织不断加大反恐斗争投入的同时，国际恐怖主义活动在数量上仍呈上升之势、暴恐活动威胁的区域仍向全球扩散、恐怖主义网络在一定范围内有所加强。这些负面情况得以持续的主要原因在于国际社会，特别是某些相关大国对恐怖主义与反恐怖斗争的认识存在战略上的误区甚至是盲区。具体而言，就是没有从社会发展的宏观层面全面深入地看待国际恐怖主义这一特殊现象，没有从全球共同安全的战略高度认识和处理反恐斗争中的国际合作。如果相关国家不能跳出这些认识上的误区与盲区，国际反恐怖斗争的未来还将面临更严峻挑战。

　　国际恐怖主义是社会急剧变革中的极端产物

　　首先，国际恐怖主义在一定时期和一定范围内猖獗的根本原因不仅仅是安全问题，而是有着更广泛的社会发展背景。从历史上看，现代国际恐怖主义的三次活跃期均发生在全球社会剧变之时。现代意义上的国际恐怖主义起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时资本主义向全球的扩张达到历史高点，但也带来国内外社会矛盾全面激化。西方国家内部劳资矛盾几乎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自决意识也空前高涨。于是，以暗杀和刺杀为主要手段的恐怖主义活动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和殖民地国家都有不同形式的体现。国际恐怖主义的第二次活跃期出现在20世纪60—80年代。这一时期也恰恰是国际社会在全球的又一次剧烈动荡与变革。伴随着西方社会的各种社会运动，以所谓“赤色”为标识的左翼极端恐怖主义活动在欧日等国肆虐。在第三世界运动兴起过程中，某些打着“民族解放”旗帜的恐怖主义组织也在世界各地劫机绑架。而以“9·11”为标志性事件的第三次国际恐怖主义高潮则是出现在全球化进程高飞猛进但诸多社会问题全面凸显的21世纪初。

　　三次国际恐怖主义活跃期基本相同的历史背景在某种程度上证明，恐怖主义是社会急剧变革的时代条件下衍生的一种犯罪现象，是某些社会团伙及个人对这种变革不适应、不理解、不能正确应对的极端表现。国际恐怖主义首先是一种社会现象，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安全现象。从社会变革起因考虑，我们对当前国际恐怖主义在“9·11”十年之后仍未得到有效遏制就会有更加清醒的认识，对国际反恐怖主义斗争的长期性就会做更加充足的思想与理论准备。既然国际恐怖主义是社会急剧变革中的极端产物，其最终在一定程度上的消停也必须依赖于社会转型的平稳“落地”。任何一场全球意义上的社会转型都不是短期可以轻易实现的，其中的极端现象也不是经历安全战略调整后就可在短期消失的。反恐需要安全上的应对与投入，但更需要在社会层面的综合应对。

　　恐怖分子出身“上浮”社会教育管理“下沉”

　　作为一种社会极端现象，国际恐怖主义猖獗的社会层面诱因十分复杂，并不仅仅是贫富分化这一种变量就可解释的。“9·11”事件十周年后，国际恐怖主义发展的显著趋势就是所谓的“本土化”或称“欧美化”，即越来越多被发现的恐怖组织是在从社会发展指标看贫富分化现象并不十分突出的欧美发达国家，而且越来越多的恐怖活动参与者是中产阶级以上家庭出身。这种发展趋势及其原因可体现为“上浮”与“下沉”两种社会现象概念。所谓“上浮”即指恐怖分子的家庭出身从以贫困国家和弱势群体为主向发达国家和相对强势社会阶层扩散。而造成这种“上浮”现象的根本原因其实在于社会教育与管理中的“下沉”，即在剧烈复杂的社会变革之中，国际社会和相关国家疲于对紧迫的经济与安全问题的应对，疏于对社会问题的重视与管理，特别是对文化与素质教育的关注，结果造成全球范围内暴力文化与极端思潮的泛滥。

　　近年来，欧美国家发生或破获的许多恐怖案件就是这种社会责任与文化教育“下沉”的结果。伦敦“7·7”地铁公交爆炸案犯大多是“阳光男孩”，但他们平时接触的却是遍布街头公开销售极端主义CD或书籍的报刊亭；美国连续发现的青少年跨国恐怖团伙成员也多沉溺于暴恐宣传网络。这种社会管理的“下沉”在某种程度上又推动了恐怖主义活动的“下沉”现象，也就是随着暴恐文化土壤积淀，恐怖主义活动网络从传统的封闭式极端组织向新型的开放式、基层型团伙扩散；恐怖主义领导人也正从高高在上的旗帜型人物扩散至街区层面有鼓动与造势能力的“混混儿”型人物。社会管理与文化的“下沉”也进一步影响了暴恐参与者的“上浮”。社会管理的普遍疏失加剧了转型中社会矛盾的对抗性，一些原本可以通过合法手段解决自身问题的社会青年在暴力文化的蛊惑下更易走向极端道路。

　　将反恐纳入社会管理体系中

　　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斗争主体是国家及其附属的强力部门，但面对日益扁平化、分散化及单元化的恐怖网络，全社会的多元参与不可或缺。“9·11”后，国际社会关注的反恐斗争战线主要在军事和司法等领域。但传统的垂直型指挥策动的恐怖组织正在向各自为战、互相呼应、多层多线联系的网络转变。仅以“基地”组织为例，除了阿富汗巴基斯坦地区的老巢，马格里布和阿拉伯半岛等地的地区性恐怖组织也扛起“基地”旗帜，独立作战。而欧美各地出现的诸多恐怖组织虽与“基地”有千丝万缕的关联，但却并不直接受“基地”垂直领导，而是变成为恶一方的独立单元。在这种情况下，以垂直体系为标志的强力部门在应对社会化扁平网络上确有难以全面覆盖、灵活应对的难处。

　　单靠强力部门应对恐怖主义网络的误区还在于对恐怖主义根源与活动空间社会化的认识不足。要想从根本上削弱恐怖主义的活动势头还必须多管齐下，在社会层面广做工作，动员多种部门与力量的广泛参与，将反恐纳入社会管理体系中。

　　要想取得国际反恐的巨大进展，还要真正从国际安全的大局考虑。国家利益是应对恐怖主义时须设置的重要参考体系与目标，但这一利益轴线必须置于国际合作的框架之中，与其他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利益产生交汇才能保证其稳定和存在的意义。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杨明杰　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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