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报》总第222期 特别策划“9·11十周年”文章之一

　　这是一场人类悲剧，近3000人在“9·11”事件中死于非命。这场悲剧使大约800万难民流离失所，千百万人受伤、痛失亲人、需要照料受害者、被剥夺了教育和医疗的权利以及受到无法抚平的精神创伤。反恐战争的受害者中约98%是伊拉克人、巴基斯坦人和阿富汗人，这些人大部分是无辜平民，还包括很多儿童。我们同样不会忘记在战争中阵亡的近6000名美国及联军士兵，以及许多默默无闻的伤员和他们的家人。

　　反恐战争助长了腐败现象，导致了一个不负责任的政府。美国政府与诸如哈里伯顿这样的企业签署了大量协议，军事花费不受控制的激增使共和党的密友获益良多。美国政府还借战争之名来增加非民主私人承包商、加强安全部门及扼杀言论自由。这些花费是如今金融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之一。据估计，自2001年起至今，美国军事花费达到了约4万亿美元。与此同时，在透明国际所调查的178个国家中，伊拉克和阿富汗的腐败程度分列第175位和第176位。

　　伊拉克的基督教徒也成为反恐战争的主要受害者。一些世界上最古老的基督教团体，与其穆斯林朋友相伴两千多载，如今也被赶尽杀绝。十年前，伊拉克的基督教徒占总人口的5%，但他们却占难民数的40%，据估计，基督教徒现在只剩下原来的一半。可悲的是，美国煽动至少是默许对基督教团体的致命袭击，这使人类失去了一个充满生机而具有历史意义的宗教多样性遗产。在其他国家，如巴基斯坦和埃及，针对基督教徒的暴力事件也日益增加。基督教徒被认为是美国的盟友、伊斯兰国家的敌人而备受责难。

　　另一个被忽视的悲剧是，我们错过了大好的发展时机。许多人憧憬1989年冷战的结束能给美国带来更多的发展。遗憾的是，情况却恰恰相反，美国将超过90%的对外援助用于军事行动，这既浪费钱又维护了腐败阶层的权力。美国在其他各项援助上的花费可能还不到这一数据的25%。然而，唯一应对极端分子教化的长期措施是教育年轻的一代并为他们提供就业机会。

　　同时，有两个因素导致了很多西方国家内部社区关系的破裂。其一便是在西方国家居住的部分穆斯林对西方政府不再抱有幻想，甚至对其极端仇视。因此，很容易引导这部分居民支持类似发生在伦敦和马德里的圣战和恐怖袭击。另外，非穆斯林人有理由对这些潜在的穆斯林“敌人”心存芥蒂，导致十年来一直生活在“制造出的恐慌”之中。

　　总而言之，“9·11”夺去了无数人的生命，摧毁了经济、民主价值观、社会凝聚力和发展，也反映了特定国家与国际力量格局中严重的结构失衡和管理疏漏。

　　这场悲剧也揭示了北约在构建一个更公平世界上存在的两个严重不足。首先，北约缺乏通过对话构建和平局势的能力；其次，北约在处理非国家事务上的能力尤显不足。这种态度阐释了权力如何能压倒理性。旧的组织结构往往滞后于新的现实情况，比如像布雷顿森林金融体系这样的国际组织对大西洋地区的持续统治。另一个极端的表现是，联合国安理会的5个常任理事国中，有3个席位分别被美国、英国和法国占据，而它们仅代表了全世界4亿人口；拥有14亿人口的印度、巴西和尼日利亚没有席位；在全世界拥有12亿穆斯林的穆斯林国家没有席位；也没有南美洲和非洲国家的席位。危机的一个积极结果是如今的国际决策越来越趋向于公平，在过去的几年中南南合作已经初具规模，对于传统大国集团的依赖越来越少。十年前，美国与其盟友，如英国，可以藐视联合国，提供关于萨达姆·侯赛因的虚假信息，在没有联合国支持的情况下发起战争。这在今天已经不太可能发生了。

　　和平研究者约翰·加尔通对美国共和与美国帝国作出了区分。前者代表了美国民众的美好品质：活力、勤劳、积极、自由。后者则显示了美帝国主义糟糕的一面：傲慢、无知和放纵的暴力。加尔通预言，美国将不能维持它帝国主义的一面：它会被巨额债务拖垮，它的盟友会抛弃它，它的军队将与现代世界脱离关系。他同时希望美国共和的美好一面能因这次崩溃坚挺起来而不是消沉下去。

　　即使需要几十年，我们依然可以期望，世界能借此机会设法向更理性的全球治理迈进。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教育和就业是通向一个更加公正、更加和平社会的基础，它们的地位不可替代。切实可行的第一步可以是结合高标准的国际反恐治安保卫，在北约成员国间进行更好的对话、交流和政治活动实践，而不是采取最近的炸弹策略和大规模军事行动。

　　（作者：［英］Alan Hunter　系英国考文垂大学和平与调解研究中心主任；达玉洁/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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