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又称叙、前言、引子等，它一般置于书籍正文的前面，对读者起一种引领、导读的作用。“读书先读序”，这是读书人的广泛共识。

　　明代人徐师曾在《文体明辨序说》中从字义上对“序”进行了界说：“按《尔雅》云：序，绪也。字亦作‘叙’，言其善叙事理，次第有序，若丝之绪也。”不过，这里的“序”，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事物的“次序”。大致说来，在汉魏六朝时期，“序”、“理”（纹理）这些概念，往往是作为一个哲学范畴来使用的，它指的是事物的理序、理路，即客观事物的外在和内在条理，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书序则是对书籍的基本内容、逻辑结构、社会价值等进行评述的一种文章体式。也有一些书序对作者及书籍的成书背景进行简要介绍，为读者理解本书的内容打开一个“窗口”。宋人王应麟《辞学指南》有云：“序者，叙典籍之所以作。”

　　我国的书序早在战国时期就出现了，宋玉的《神女赋序》是我国书序的开山之作。书序有自序和他序两种。自序当然由书籍作者自己撰写，而他序则是请有关专家学者撰写的。大致说来，汉代之前，书序基本都是自序，而且放在书籍的后边，和今天的“跋”相似，如司马迁为《史记》所写的《太史公自序》、许慎的《说文解字序》等著名序文，都是放在书后的。魏晋以降，书籍作者请人作序渐成风气，乃至“无序不成书”；而且为了突出书序的地位和作用，同时也表示对书序作者的尊重，将书序移至书籍正文的前面。西晋左思的《三都赋序》，被学界认为是他序之滥觞。

　　书序是序作者学识、情怀、识见和功力的象征，也是序作者人格和风范的象征。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书序是学者的名片”。因此，历来的专家学者对撰写书序是非常看重、非常认真的，而且越是大专家、大学者，对撰写书序愈加谨慎和认真。许广平在《鲁迅先生序跋集序言》中回忆说，鲁迅先生凡写序，都不是空泛敷衍，必定从头至尾将著作细读一过，然后才动笔。他为贺非所译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写后记之前，很认真地读了全书，“每天夜里将译本一句句地校改，到写完后记后，实在因为工作太繁累赶忙而没有休息之故，曾经生了一场并不算轻的病。”

　　坚持实事求是，坚持为书籍作者和广大读者“双负责”的精神，是我国绵延几千年书序写作的优良传统。凡是书序的优秀之作，总是在对书籍的价值和贡献充分肯定的同时，也要恰如其分地指出其不足，提出进一步修改与提高的建议和希望。不说违心的话，不溢美，不拔高，使书序既对书籍作者有益，也不会对广大读者发生误导。

　　反观时下数量巨大、五花八门的书序，优秀之作当然也有一些，但违背书序的基本要求，不坚守人格和“学格”底线，恣意将书序商品化的也委实不少。归纳起来，这些不正派的书序大致有以下几种：

　　一是胡吹乱捧的“人情序”。序作者因为是书作者的老朋友、老领导，或是师长、熟人、老乡等等，写起书序来便不讲原则，不看实际，一味地胡吹乱捧，溢美拔高。明明是东拼西凑的学术垃圾，也大吹特吹其“开拓”、“创新”价值；明明是改头换面的重复之作，也吹嘘其“填补了空白”；明明是缺乏学术品格的一般读物，也说是“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二是宣传“卖点”的“广告序”。书序是一种高端文化，本应格调儒雅，造意稳健，文采斐然，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然而，某些书序却以“经济效益”为宗旨，大肆鼓吹某书的“卖点”，弄得斯文扫地，不伦不类。如将研究决策科学的某部著作说成是“决策宝典”；将某高考辅导读物说成是“北大清华考取指南”；将某英语学习读物说成是通过英语四六级考试的“神奇法宝”……更有甚者，某企业家为某书所写的所谓“序言”，干脆“借贵方一块宝地”，直截了当地推销本企业的产品。

　　三是东拉西扯的“擦边序”。有些学者写书序显得十分“潇洒”，常常是用很少的时间，将所序之书大致翻一下，有的甚至连翻也不翻，只看看标题，便提笔作序。本来对书籍的内容并不了解，写什么呢？于是便古今中外，天南海北，东拉西扯，洋洋洒洒，“自我感觉良好”地写将起来。你别说，这样还显得自己很“博学”。当然，在序文的末尾也打一下“擦边球”，生硬地和书籍、和作者联系一下，再缀上个“是为序”，便万事大吉。很显然，这样的书序对读者理解该书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也许有的学者确实因为太忙，又推脱不过，不得已才写这种“擦边序”的。然而，这并不能成为敷衍其事的理由。一个严肃的、有责任心的学者，要么保持一份知识分子的矜持和清高，在自己不方便时不接受别人的请托；而一旦接受了任务，就要严格按照事情的章法去做。

　　以上列出的不健康的书序可能不够全面，但由此也可以看出书序领域乱象之一斑。切望学者们在撰写书序时，摒弃浮躁情绪，自珍自爱，认真负责，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捍卫书序这份高雅的传统文化的纯洁性。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吴庚振　单位：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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