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家二老年纪多大了？除了看鱼塘外，还种几亩稻田”，“自己打井浇地成本很高，为什么不用村里集体水泵”，穿着圆口布鞋的贺雪峰，正和农民攀谈着。像往常一样，今年暑假，他又带着研究人员驻村调研。看似家常的聊天，背后是一个宏大的研究课题，是贺雪峰对乡土中国的探索，对社科研究范式的追寻。

　　十多年来，他的足迹遍布中国大江南北的乡村农户，他任教的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的学子们也追随着他的足迹立志在中国的乡土中寻找中国问题的解决方法。

　　贺雪峰，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被称为“华中乡土派”学者，是中国潜心研究“三农”问题的学者之一。

　　怀揣理想闯入“三农”研究

　　1987年，19岁的贺雪峰就读于黄冈师范专科学校。学生物学的他却终日埋头社科书籍，探寻中国的出路和中国农村的出路，他先后写作《中国现代化的小城镇路径》、《改组中国农村基层社会单元》……不仅如此，回到家乡，他还组织家乡农民种葡萄、养兔子，始终在琢磨如何让生他养他的乡村富起来。

　　几年后，这个村民眼中“不安分”的年轻人考入华中师范大学，师从张厚安教授，攻读政治学硕士学位。张厚安教授是国内最早从事政治学研究的学者之一，也是华中师范大学农村研究的开拓者。他提出学术研究要“面向基层、面向农村、面向实践”，这令年轻的贺雪峰心头一亮。从此，他追随张厚安教授的脚步，迈进了农村研究的大门。

　　1996年以来，除了正常的教学外，贺雪峰每年至少抽出两个多月的时间，走进广大农村，与农民同吃同住，倾听农民心声，搜集农村资料，调查内容涉及村民自治、税费改革、土地制度、农民福利、农村宗教、乡镇选举、新农村建设等等。他说：“只要是和农民有关的问题，我们都要认真调研，探求背后的根源，寻找解决的途径和方法。”

　　十多年来，贺雪峰的足迹遍布全国20多个省市，累计驻村调研时间接近1000多天。他先后发表200多篇学术论文和调查报告，出版10多部学术著作。他的研究引起社会广泛反响，每年论文被引用超过600篇次。然而，这累累硕果不是凭空而来，而是他跋山涉水走出来的、挨家挨户问出来的，是行走中的思考，更是深思后的沉淀。

　　田间地头的“华中乡土派”

　　无论酷暑还是霜寒，贺雪峰的身影总是出现在田间地头。1999年冬天，湿冷的寒风穿肤刺骨，贺雪峰来到江西省崇仁县一个村庄。为了尽快完成调查，他每天起早贪黑，在不到两周的时间里，笔记做了6大本、20余万字，经常写到手臂酸痛还不愿意停下来。就是在这个时候，他落下了肩周炎的病根。

　　不过，在中国乡村的舞台上，贺雪峰不是在唱独角戏，他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与贺雪峰一起创办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的，还有吴毅、董磊明和罗兴佐三位教授，他们共同“奋战”在中国农村研究第一线，一起调查，一起讨论，一起研究，一起培养学生。

　　贺雪峰和他同仁的一言一行，深深影响和感染了很多人。他们立志要培养出既懂得中国国情、又具有深厚理论素养的“三农”专家。为此，他们特别重视学生基础理论的学习。硕士生阶段读经典著作、博士生期间作经验调查，被他们称为“两经”战略。该中心自2004年成立以来，累计驻村调研时间超过20000天，平均每年驻村调研时间超过3000天，也就是说，中心几乎每天都有10人分驻全国各地的农民家中进行调研。目前，中心每年发表学术论文近200篇，撰写内参报告数十篇，他们的研究引起学术界和政府部门的广泛关注。

　　一支理论扎实、实践丰富的科研队伍，开始在中国学界崭露头角，他们因此被学界称为“华中乡土派”。“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所取得的最大成绩，不是农村调研，不是乡建实验，也不是发表论文、出版著作及所获得的学术和社会影响，而是人才培养。”贺雪峰说，“要真正了解农村，就必须长期深入到农村实践中，希望更多的人才来关心农村、关心农民。”

　　描绘幸福乡村的图景

　　抽水灌溉、承包水塘、土地流转、退耕还林补助、五保户评选……各种各样的利益纠葛在转型期的农村产生，形形色色的人出现在这里，许许多多的触手正伸向原本就有些“营养不良”的村庄。在这样复杂的环境下，村民们在温饱之后的幸福感和满足感又将如何，村庄的前途在哪里？

　　矛盾错综复杂，问题多种多样。千头万绪之间，贺雪峰把目光聚焦于村庄的弱势群体——老年人身上。

　　2002年以来，贺雪峰一直在湖北六村进行乡村建设实验。通过募集捐款，先后在洪湖渔场以及荆门新贺、贺集、官桥村成立老年人协会，为1000余名老年人提供集体平台和娱乐活动场所，贺雪峰每年筹集出两万多元资金作为老年人协会活动经费，平摊到每个村的老年人身上，大概也就是每人每天0.1元，但实验证明，在今天微乎其微的0.1元就可以为村里的老年人增加出乎意料的生活品质。在实验村，老人们感到，有了协会以后，不仅“心情舒畅了”、“时间容易打发了”，而且“身体变得好了”。

　　老年人协会以最低成本投入，却给农村老年人乃至给整个农村带来了巨大的福利。2007年，贺雪峰在其新书《乡村的前途》中也描绘了“低消费、高福利”的中国乡村图景。对贺雪峰而言，“乡村的前途”背后是中国的前景。

　　探寻中国社会科学的主体性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杜赞奇、黄宗智等人确立了村庄研究的范式，他们的依据是“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调查资料。往前再推20年，英国学者弗里德曼从华南农村的二手资料中得出结论认为宗族是研究中国农村的单位。

　　“这是我们居住的国土，不应该以偏盖全、以点画面，更没有任何理由依据二手资料来构筑经典。”贺雪峰总是告诫学生，“西方话语和强烈的道德情绪，会屏蔽我们的视野，中国有如此之大的人口总数，有如此之多的研究样本，为何不去尝试用中国自己的方式解释中国的问题呢？中国的问题就是要在中国的土壤中寻找解决方法。”

　　他一直在践行着，谨慎地作每一份问卷调查，从不倚重地方志，生怕陷入价值的预设和资料的重复中。他坚持要亲眼观察、亲身经历、亲耳所闻。贺雪峰说：“调研不能只局限于对农民的访谈，更要是通过观察农村现象，来抓住事物背后的逻辑，即毛主席教我们的‘透过现象看本质’。”

　　有人批评贺雪峰的做法是“朴素的经验主义”，还有人说他们是“问题”研究。对此，贺雪峰都是善意地对待，他说：“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允许并且异常需要高水平的对话，没有理论上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学术是很难进步的。”因此，要搞集体学术，要搭建学术对话平台，这也是他重视学生培养和团队建设的目的，他期待更多高水平研究团队的出现，希望中国社会科学能够出现一次“华山论剑”。

　　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的口号已经喊了很多年，但目标还远没有实现。贺雪峰认为，中国社会科学的本土化应该重视其主体性，以中国为主体，本土化是过程，真正的目标是建立能够解释中国社会并指导中国发展的理论体系。他说：“本土化不是在对西方理论‘否定之否定’后，再次回归到西方理论逻辑和关怀中。中国社会科学的母亲是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未来，而非西方社会科学的衍生品。”

　　“拥有960万平方公里土地，占世界1/5人口，延续5000年文明的中国，为中国社会科学发展提供了足够的纵深空间。”这是贺雪峰对中国社会科学信心的来源，他说：“我们应该建立与中国社会科学相匹配的研究队伍，要以农村研究带动学生培养和方法创新。”在他那里，农村研究不过是探索中国社会科学主体性的一种尝试。（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本报记者　霍文琦）

　　

《中国社会科学报》版权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及本网站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