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的中国哲学，基于“进步”之理念，特别重视启蒙的意义，将西方的理性主义哲学作为人类精神活动的最高形式，并以此为标准来检讨和批判中国传统的精神生活方式，得出一些崇西抑中的结论。譬如儒家之“教化”观念，往往被解读成蒙昧主义的样本，与理性精神格格不入。实际上，教化是人类精神生活中另外一种自我成就的方式，其完善人类自身的初衷与近代启蒙的选择并无二致。

　　对启蒙理性的反思是近几十年来中外学界潜心探究的大课题，研究路径大体有两种：一是消极的否弃，以后现代主潮和“启蒙辩证法”为代表；二是积极的建构，以“交往行为”理论和诠释学为嚆矢。

　　最具建构性的启蒙反思，以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为代表。面对技术理性的极度膨胀和科学主义的泛滥已极，诠释学着力挖掘“精确科学”以外的线索，寻索欧陆古典人文主义的传统，特别是近代德国由黑格尔、狄尔泰等人开启的“精神科学”的路向，试图为已经被启蒙后果所边际化或遮蔽掉的心灵世界寻回失落的家园。“教化”概念起到了基石般的作用，它是整个人文科学的原点，与启蒙理性的逻辑科学相对，精神科学在本质上便是教化的哲学。教化构成了一种精神的回环运动，既是生命主体特有的感知与践履的内在活动，又是人类精神的普遍性通过特殊的传递方式而呈现其永久价值的外在标尺。这个传统在古典人文主义中一直居于核心位置，只是随着启蒙的兴起和技术理性的成长，在科学方法论的强力挤压下，才日渐晦暗。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景海峰　作者单位：深圳大学国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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