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几年中，“对话”已成为交际与传播中一个关键性的文化术语。例如，在2005年，国际传播协会专门以“探讨对话”为主题召开会议时，它就已经在交际学界盛行起来。同年，北欧跨文化交际协会以“跨文化对话”为标题召开会议；2009年在伊斯坦布尔召开的美国国家传播协会夏令会议选取了同样的主题。欧盟宣称我们这个时代是跨文化对话的时代。

　　在美国，我们对“对话”做过全方位的研究，从种族到教育再到权力，甚至关于美国人的身份认同是什么和应该是什么等都包括其中。学者们经常借用“对话”这一措辞来讨论国际关系、削减核武器、全球气候变化和环境问题。可以说对话是强有力的，并且可能是改善全球问题的首要途径。

　　与此情形相似，中国中央电视台2000年7月推出一档时长60分钟、题为“对话”的电视谈话节目，恰恰是选择“对话”这一术语作为其英文名字。每期节目的受邀嘉宾均来自世界政要、行业精英以及具有强势话语权的标志性人物，同主持人和观众一起就适时热点问题、政府政策、个人经历、主流观点、新近出版物等话题进行深度解读。中国的新闻报道也经常使用“对话”字眼，例如：“中日首轮战略对话在北京举行”、“我们一直希望并积极地致力于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恢复双边的对话协商”等。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道纳尔·卡鲍夫　系美国马萨诸塞州大学教授、国际研究学会主席；时婷洁/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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