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以阶级斗争为线索的政治学（简称“六论”，即国家论、政府论、政党论、阶级论、民族论、革命论）已经不能有效地回答重大现实政治问题，以及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长期停滞已不能满足人们对理论的渴望，伴随着中国对外开放和政治学学科的恢复，西方（主要是美国）政治学一股脑地在中国流行开来，战后兴起的行为主义政治学中的政治系统理论、结构—功能主义、政治沟通理论、团体理论、政治文化、政治发展理论，一时间成为中国政治学的时髦语言。因此，这一时期成长起来的学者几乎都成了“留学生”，要么亲自到美国读书而成为名副其实的留学生，要么潜心研读外来作品而成为“精神上”的留学生。不加批判地甚至不予反思地接受新理论、新概念的风气至少持续了长达20年之久。客观地说，这并不是读书人的错，因为当本土理论贫困化时，渴望知识的人势必要“拿来主义”。“拿来主义”在中国已经有百年历史，我们一直想抵御外来思想，而自己因思想僵化又产生不了新思想，结果“拿来主义”总是难以避免。我们曾想靠封闭或抗拒而与众不同，结果却成了别人的思想囚徒，这就是思想僵化的悲剧。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杨光斌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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