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立人之本、齐家之道、交友之基、为政之法、经商之魂。然而，最近一段时间，围绕几桩涉嫌“失信”的重大事件，“诚信”再次成为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是什么给失信提供了生存土壤？面对日益严峻的信用危机，该如何构建科学、健康、可持续的社会诚信管理体系？

　　失信事件频发 问题严重

　　吃咸鸭蛋吃出了苏丹红，吃米饭吃出了毒大米，喝牛奶喝出了三聚氰胺，买家具买到了假进口的“达芬奇”，吃香肠吃出了瘦肉精。就连捐款给“红十字会”，都开始让许多人心有余悸，生怕捐款落入“郭美美”们的腰包。善良的人们不禁追问：这到底是怎么了？

　　6月20日，“90后”女孩“郭美美”通过微博炫富。炫富不稀奇，稀奇的是这个女孩子的微博身份居然是“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这一下子让网民炸了营，原本让国人感觉最值得信任的慈善机构，瞬间被推到风口浪尖。

　　“郭美美事件”还未平息，“达芬奇家具事件”再次触痛公众神经。

　　据媒体报道，达芬奇家居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内高档家具领军企业之一，然而经调查，“达芬奇”却是个伪洋品牌。该企业采取“关税区一日游交易模式”，大玩移魂变脸的把戏，使国产家具快速变身为高档西洋货色。

　　而据一份关于“中国保健食品市场调查”的报告，48.8％的消费者认为保健食品虚假宣传极为严重，其中认为相当严重的占26.2％。

　　显然，问题是严重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信用研究中心副主任田侃指出，近几年，社会上屡屡出现信用缺失问题，从生产领域、流通领域到消费领域、服务领域，从民间私人信用到地方政府部门公信力，从影响力较小的单一事件到多种事件，时常引发公众不满与声讨。

　　诚信危机背后 深层原因

　　“民无信不立”；“言必信，行必果”——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并不缺乏诚信文化。那么，在物质大发达的今天，何以频出诚信危机呢？

　　田侃分析，危及诚信事件的频繁出现，有着深层次的原因。经济起步时期的中国社会首要解决的是温饱问题，作为上层建筑的道德建设处于滞后状态，唯利是图、金钱至上思想随着经济的发展，泛化为某些个体和机构的心态和行为。与此同时，信用立法以及与之配套的司法制度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要求不相匹配，在整个法律体系建设中还处于探索研究阶段。

　　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王淑芹说：“当今中国蔓延的失信行为， 除了与当前市场经济初期信用制度的滞后性和短缺性、博弈局中人行为选择的策略性、人际交往方式由过去的持续性到现在的偶发性形式转变有关外，还有社会价值系统和文化的原因。”

　　王淑芹提出，“终极存在”制裁力的缺位、理性自律精神的有限性以及世俗性的物质价值观对道德精神价值的冲击，构成了社会价值系统的滞胀。而中国的客套虚让、说谎成习、缺乏制度信念的社会文化陋习和特权社会心理，又形成了一种不良的文化土壤。

　　“有法不依也是导致诚信危机加剧的根源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孙宪忠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在我国社会信用管理体系中，关于信用的法律法规现在已经建立得相当完备。近来不断出现的违背诚实信用规则的案例，均是有法不依的案例——案件产生的原因中都有当事人直接或间接违反国家制定的法律的因素。”

　　建设诚信社会 有法可循

　　“诚信危机事件频发的今天，构建社会诚信体系意义重大。”田侃说，没有诚信的社会是道德沦丧的社会，没有诚信的市场是丧失活力的市场。只有讲诚信，才能建立正常的政治、经济和生活秩序。

　　田侃认为，目前信用管理体系建设应重点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加强信用法律建设。信用活动的广泛性和复杂性决定了信用法律建设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美国经过170多年的发展，已建立起比较完善的信用法律制度。美国和欧洲在建设信用法律的过程中，都是先在市场流通和金融领域制定一些级别较低的信用规章，然后在执行过程中不断修改，最终成为比较完善的法律，融入国家信用法律体系。我国已经制定和颁布部分信用管理规章，为下一步建立更高层次的信用法律提供了一定的经验和基础。

　　第二，加强信用文化建设。信用文化可以降低信用法律的执行成本。一方面应在大专院校增设信用管理课程；另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各种宣传舆论工具，向社会宣传信用作为一种资源对企业、个人发展的重要意义。强化全社会信用意识，在全社会形成守信光荣、失信可耻的舆论环境，使每一个人都认识到信用对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创造信用经济氛围。

　　第三，加强失信惩戒机制建设。加大对失信行为的打击力度，提高失信成本，这是治理失信行为的根本手段。为此，政府应该本着公正、中立的原则积极建立失信惩戒机制。通过经济手段和道德谴责手段的并用，惩罚失信者，使其在社会中无立锥之地，同时对潜在失信者起到震慑、警示作用。

　　第四，加强技术创新对信用环境的优化作用。信用主体交易方式的复杂化、交易对象的扩大化以及实施合约手段的多元化，都需要技术的持续创新来保证信用主体间交易的有序进行，同时也需要技术创新来推动对交易的监察力度。采用新技术，让更多的社会群体参与到信用环境的构建中来，监督失信主体，强化网络舆论力量，让民间声音发挥真正的监督作用。

　　孙宪忠认为，构建社会诚信体系，还要重树法律的威信。应该加强宪法“依法治国”原则的贯彻力度，强化涉及侵害大众信用的法律责任，尤其是涉及侵害民生行为的法律责任。

　　采访中，许多学者对记者表示，虽然存在各种失信问题，但毋庸置疑，诚信依然是中国社会道德的主流。以古老的中华美德为资源，结合现代法治建设，中国必将建设出令人称羡的当代诚信文明。（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本报记者　唐红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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