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笔者在《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项羽并非“弃军而逃”的“懦夫”——兼与张剑锋商榷》一文后，张剑锋又发表了《项羽是不是弃军而逃——与郑志强商榷》（以下简称《弃军》）一文，认为笔者的文章“其中有许多不妥之处”，并进一步提出了三个问题。笔者认为有必要回答这三个问题。

　　《史记》“不虚美、不隐恶”的“态度”应予认可

　　“司马迁写《史记》的态度是否完全客观”？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指出：“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可见，早在汉代，最著名的大学者就已认可了司马迁写《史记》的“态度”，即“以尽可能客观公正的态度，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真实”。但张文却以“完全客观”这一标准来质疑司马迁，并认为他采取了多种“隐瞒”的方法，这似欠公允。司马迁在《佞幸列传》中记载了籍孺、闳孺、等一系列丑人、丑事，如果汉朝政府没有尊重“实录”的精神，其言论又怎能“瞒得过”当局者？再讲“霸王别姬”。稍懂古今军事常识的人都知道，这并不是在“抬高”项羽。因为根据当时的军规军法，在前线与大敌决战是决不允许私自带美女的，而项羽身为最高统帅，不能严于律己，自然不能从严治军，所以他的高级将领中既有内奸（如项伯、丁公等），又有叛徒（如英布、周殷等），他若不败岂不怪哉？这才是从“别姬”中应该读到的重要内容。《弃军》又引用了李长之先生的话：“在司马迁的笔下，项羽才是一个真正的英雄，刘邦却是一个流氓而已。”但在司马迁的笔下，战斗中的“英雄”项羽，政治军事上重武力、轻谋略及个人性格中的残忍与刚愎自用，也是栩栩如生的：“夜击坑秦卒二十余万人新安城南”； “鸿沟对话”中刘邦当面列举项羽的“十项大罪”，而项羽在语塞之下，竟用“伏弩”偷射了刘邦一箭！相反，刘邦虽然做了很多“流氓”之事，但他断然起义反秦；陈、吴起义后又最早响应，率先攻入咸阳，约法三章，抚恤百姓；在楚汉之争乃至征匈奴的诸多危难之中，均能机智地化险为夷，最终统一天下。一群原处于社会底层的“好酒及色”（刘邦）、“贫无行”（韩信）、“一县中尽笑其所为”（陈平）以及“贩缯”（灌婴）、“屠狗为事”（樊哙）的“流氓”，在战争的洗礼中脱胎换骨，“虎变”成一批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

　　《史记》“其文直、其事核”的笔法应该学习

　　“垓下楚军命运如何”？《弃军》坚持是被汉军“斩首八万”。其理解有不确切之处。司马迁写“项羽乃败而走”既非定性为“原因”亦非“结果”，而是运用了典型的“互见”法：《高祖本纪》中采用了汉方的说法“项羽乃败而走”，《项羽本纪》又采用了楚方说法“溃围南出”。《弃军》提出以下问题：1.“楚军在项羽逃走后一波又一波往外跑”，“汉军怎么可能不知道？”当然知道。但如果楚军运用了 “多向突围法”，汉军当然也要多向应对。南方是周殷的部属，他们原是楚军。若垓下楚残军从这个方向“南出”，周殷部下的将卒与垓下军真能打起来吗？若能打起来，刘邦为何要另派灌婴军去追击？2.《弃军》认为，项伯被封侯，主要是“汉王与项羽有纳（郄）于鸿门，项伯缠尝解难”，但“射阳侯”的“功劳簿”上记载：“以破羽，缠尝有功。”《弃军》不采此条，有欠公允。《弃军》又言：“丁公当年在彭城之战中曾饶了刘邦一命，所以才找刘邦领赏。”这也难圆其说，丁公早就可因此去领赏，但却于垓下战后才去求赏，必当另立有“大功”：“使项王失天下者，乃丁公也！”这就是刘邦特意赦免了宁死不降的丁公外甥季布、却斩了救过他命的丁公的道理所在。这两条铁证说明了正是项伯、丁公不仅率领所部楚军投降汉军，而且将项羽“南出”路线及乌江以西没什么楚军的重大军情卖给了汉方。《史记》笔法的所谓“直”就是不隐藏，所谓“核”就是真实仔细对照考察，两者相互补充。如《高祖本纪》中“使骑将灌婴追杀项羽东城。斩首八万，遂略定楚地”；《灌婴列传》中又言“追项籍至东城，破之”，“下东城、历阳。渡江，破吴郡长吴下，得吴守，遂定吴、豫章、会稽郡。还定淮北，凡五十二县”。结合这两段话综合分析：1.“斩首八万”明言为灌婴军所为，主要是下东城、历阳、破吴郡、豫章郡、会稽郡和淮北一系列战斗中所斩楚人。四郡之地不降之分散楚军被“斩首八万”、垓下数万正规军多数因箭尽粮绝、伤痕累累而降，均不足为奇。2.以《弃军》的看法，由“左右司马”率领的“万二千人及其军将吏”，“可能是周殷属下”或“东城、历阳的守军”。这均不可能。若这些兵将不叛楚，那项羽先至，必会合兵一处，岂会让项王仅率二十余骑于近在咫尺的“四马山”一带与数千汉军苦斗而不出援？《弃军》也指出：“汉军发现项羽突围后，只派灌婴五千骑兵追之”，“为什么甘冒如此风险？”这一句问得好。本文的回答是：刘邦和韩信此时已掌握了垓下楚军和项羽“南出”路线及军力的可靠情报。由“左右司马”率领的“万二千人”因饥饿、伤残已丧失战斗力，仅派灌婴“五千骑”来追歼足矣。

　　《史记》的作者具备多学科知识的经验应当借鉴

　　“项羽是弃军而逃吗”？这是张文关注的核心问题，因为这直接关系到结论：项羽是不是“懦夫”。从《弃军》所引《中国军事通史》中所言“连夜突围而逃”看，也正是兼采了“突围”和“逃”这两种词语。关键问题是：《霸王别姬》和《弃军》两文均有一个潜在的、赖以立论的基础性命题，即统帅凡弃军而逃，那就必定是“懦夫”。但这一命题不符合古今中外的军事常识与规则：凡军事统帅弃军而逃，其性质的确认要视战场的具体情况而定。一般来讲，如坚持战斗仍有一线取胜希望，那么统帅轻率弃军而逃就是“懦夫”的犯罪；但如果全军覆灭已成不争态势，那么，统帅没有选择就地牺牲，而是及时、机智地弃军出逃，亦不能定性为“懦夫”，其所依据的不争规则是：战场上“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必要时完全可以“丢卒保车”、“丢车保帅”。战时的兵将关系理应如此。本文仅举一例，即与项羽对敌的刘邦本人。他弃军而逃的次数当不少，如楚汉第一次彭城争夺战等，汉王刘邦是在危急关头果断“弃军而逃”的典型代表。刘邦深知“朕即国家”、“朕”亡即汉亡的道理。可见，项羽即使在“霸王别姬”的当夜“弃军而逃”，也不宜轻率地给他戴上一顶“懦夫”的帽子。因为根据可信史料的记载，“兵少食尽”再加“主力被歼”，“四面楚歌”的垓下楚军已无向北攻击夺回彭城的可能；若继续滞留垓下必将全军覆没而主帅亦必非死即擒。《史记》生动地体现了这一点。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郑志强　单位：河南省社会科学院《中州学刊》杂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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