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美国两党在国会就提高债务上限问题达成一致，而标准普尔下调了美国主权信用评级，使美国在负债累累下又雪上加霜，美国在最坏的时刻遭遇到最大的打击。这是自1941年以来美国首次成为标普债务评级上的“二等公民”，比卢森堡和列支敦士登还要低。此举带来了全球股市暴跌，业界甚至担忧全球新一轮金融危机即将到来。

　　美国究竟怎么啦，国债曾经是美国崛起的最大秘密和无以伦比的福音。综观美国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到：借助国债，18世纪70年代美国赢得了独立；19世纪60年代，国债拯救了合众国；20世纪30年代，国债又再次拯救了美国经济；20世纪40年代，美国国债作为定海神针拯救了全世界。

　　但是，恰恰是这一次，不仅国债不再灵验，而且美国还显示出无比的艰难，进而美国的能力和声誉也受到了全世界特别是亚洲国家的质疑。这是因为，这一轮美国国债的困局，其实是一次政治危机，让人们真正认识到华盛顿功能紊乱的政治文化和美国的民主赤字。

　　首先是美国诚信危机和政治决策紊乱。为了减少向中国、日本及其他债权国家的利息支付，华盛顿的政客们聚到一起争论如何推迟提高美国债务上限的时间，美国两党在债务上限问题上的荒谬且不负责任的政治闹剧大大损害其声誉。共和党希望利用债务问题来抨击民主党的施政， 并企图操纵这一议题；而民主党则希望避免这种结果，将债务上限一次性提高到可以维持到2012年大选之后的水平。不管后来的结局走向如何，这已经严重损害了美国的声誉，同时也给美国将来的债务管理带来了不确定性。因此，美国国债之困不在债务本身，而在政治决策本身和过程的紊乱。

　　其次是反映了政府体制紊乱，导致美国政府不能控制债务规模的不断衍生和膨胀。三权分立、党派“同伐”和“掣肘”，使美国政府各部门、各党派甚至国会议员只专注服务于自己所代表的利益。因此，美国的民主其实质是一种分利集团政治。一般情况，利益集团可相互制约，从而使政府决策能彼此照顾各方面利益均衡。但一旦遭遇大危机，议会就会成为各种利益集团制约政府决策和执行的地方。这种政治分权和制衡的背后反映的是美国民主的分利集团之间相互争斗、利益操控和博弈。这种争斗、制衡、博弈，有时会在内耗中推进新的价值共识，进而推动国家整体的进步。但是，大多数时候体现出的是决策的举步维艰，表现出的是某种“政治无能”。同时，这种体制也使得美国很难形成一个坚强有力的、能够以美国国民长远利益为着眼点的政府。因此，美国债权人的利益，特别是外国债权人的利益，在美国国内政治体制中缺乏可靠政治制度保障，从而使美国国债不负责地一再膨胀、衍生。

　　再次是反映了政治文化紊乱。这轮以欧美国家为主的债务危机，与以前发生在拉美和东亚的债务危机有很大不同。此时此刻，全球经济都陷在麻烦之中，欧元区火烧连营，日本经济自顾不暇。西方民主制度在理论上强调民主与人权，但操作过程中往往“挟民主以利私利”，顾此失彼，其结果只能以牺牲民众未来为代价来解决当前困境。托克维尔早就说过，“民主制度松弛了社会，但是紧密了天然联系；它在使亲族接近的同时却使公民彼此疏远”。因此，过多的利益交织，使得美国政府任何党派不敢冒政治风险寻求刮骨疗毒，而只能是吗啡式治疼。这一次美国两党虽然达成协议，但仍走的是借新债还旧债的老路，最终只能是加剧国债的刚性累积。这一点，可以从美国国债的不断放大历程很清楚地看到，美国已经上百次地调高债务上限。仅仅从上世纪80年代到现在，美国国债上限已从1万亿美元提升到14.3万亿美元。危机将临，国债规模又再一次上调，虽然可以暂时避免债务违约发生，但还是不能解决其深层潜在的债务危机，反而导致美国偿债能力的进一步下降，使危机向纵深方向发展。并且，这种政治文化已经固化而积重难返。长期以来，美国是低税收、高消费、高赤字，只消费不生产，只进口不出口。低税收拉高债务规模，高赤字则加剧国债规模放大，高消费刺激信贷扩张。这种特定的历史文化导致相互间构成一个链条，形成恶性循环。其结果是进一步强化国债的风险，也损害了美国的实体经济，导致美国经济“虚拟化”、“泡沫化”。只要全球经济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危及美国经济的稳定发展。

　　最后，政治霸权与货币霸权的双重结合导致美国政治心理紊乱。二战以来美国一直享受着全球的霸权红利，这种霸权不仅体现在政治、军事和文化领域，而且借助美元独霸经济各领域。美国利用霸权主导着话语体系，从而形成在任何时候都是以自己立场和标准裁定一切事物对错的心理，以单边主义的思维和逻辑强行灌输自己的价值理念。一旦美国自己有什么问题和毛病，总是转嫁矛盾和责怪他人。这种“唯我独尊”和“以我为大”的霸权逻辑必然导致美国政治心理紊乱。同时，多年来，美国一直利用霸权红利“悠然自得”地独霸信用评级中的“优等公民”地位。这不但名不符实，而且也影响了信用评级的公正性和客观性。因为在此期间，美国早就从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变为最大的债务国，尔后又变成净债务国。目前，美国的债务规模更是反超2010年GDP总量。这次国债规模上调，表面上是帮助了美国履约和信用承诺，但事实上只是在让美国饮鸩止渴，加重深陷泥潭而不能自拔。本次标准普尔下调信用评级，应该说是迟来的正义，迟来的判决。它不仅使美国霸权在“量”上减少，同时也将让美国从此以后很难再无所顾忌地享用霸权红利。

　　反思美债危机，也许一千个读者眼里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但是的的确确，曾经的美国民主制度创造了一个繁荣的、强大的美国，使美国拥有了独霸全球的资格，而现在这些制度却已成为“啄木鸟”反噬美国自身。现在，美国的民主和霸权正面临着方方面面的挑战。难怪一个美国的小企业主戴维斯说，“我们的民主以前都能让难题迎刃而解，现在却好像不起作用。”看来，托克维尔笔下的“美丽新世界”气数已尽，美国一统天下的时代和格局已经一去不复返，新兴经济体的发展势头和引领势不可挡，或许还有更多挑战美国的英雄现身于江湖。

　　大风起于青萍之末。美国人福山曾经喊出的“历史的终结”正在应验于美国，美国应该清醒地主动走下神坛。面对未来，美国只有坦承自身力量的有限性，摆脱霸权心态和膨胀心理，主动甘于以普通一员身份融入国际大家庭，才有可能从根本上摆脱危机。

　　美国要走出困局。舍此，不会有答案。（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周文　单位：云南财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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