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应对美国主权信用降级

　　编者按：美国东部时间8月5日晚，国际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公司宣布，将美国长期主权信用评级由AAA下调一档至AA＋，美国主权信用失去维持多年的最高等级，顿时引发全球金融市场震荡。对于作为世界第一外汇储备国和美国最大债权国的中国而言，美债降级意味着什么？危机、挑战抑或契机？本报邀请几位专家学者就此建言献策。

　　美国引发的金融大海啸和后续美国政府的救市政策，让世界各国都意识到了改革当前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作为目前持有美债的第一大国和对外依存增长方式依然难以立即改变的世界经济第二大国的中国而言，无论从贸易的角度还是从投资的角度，无论是存量美元资产还是未来新增对外资产，改变美元的垄断地位尤其重要。但是，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尽管美国政府债务累累，违约风险已经可以和目前严重影响欧元体系稳定的欧洲主权债务问题相媲美，但是，美国目前在科技、军事、政治和经济等领域独占鳌头，出现了“靠实力”赖账的尴尬局面。所以，即使目前美国经济伤痕累累，但是在全球化的环境中，欧元和日元的命运也被美元所左右，更不可能出现短期内替代美元来支撑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作用。为此，基于这样一个错综复杂的现状，我们应该脚踏实地地采取渐进式的改革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的路径，来追求中国对外资产的安全性和运作的效率性目标。

　　通过国际组织平台制约美国货币政策

　　要充分认识到自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货币锚”机制的健康运行对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虽然这么多年来美元的相对账面价值波动很大，但是，作为货币锚的美元在每天外汇结算中所占的比例和各国储备资产以美元计价的金融资产所占的比例绝对是举足轻重的，大约占7成左右，远远超过了区域合作强化后所产生的新兴的欧元和凭借自己发展战略所推进本币国际化的日元在世界“货币锚”中的地位。而遗憾的是，当美国发生了金融危机后，我们却不能立刻找到比美国经济更加强大的主权或超主权的货币来替代受到金融危机冲击后公共品服务能力日益下降的美元。

　　为此，目前中国需要做的事，就是联合世界其他国家，通过国际组织的平台，比如G20等，要求美国不能像其他主权国家任意使用货币政策来挽救自己的经济。事实上，在开放经济的环境下，这种看似损人利己的做法能够起到短暂的流动性保障的效果，但是由于上述货币锚功能的破坏，导致美国经济今天更加依赖的外部环境变得日益动荡，从而使得美国自身的宏观政策效果大打折扣。当然，若美国能够负起责任再次充当起货币锚的角色，那么，世界各国放慢减持美国国债和慎用与美国非对称的货币政策，继续坚持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与投资的理念，这才是在目前经济调整和恢复阶段所需要的一种相对明智的做法。

　　建立“亚洲美元离岸市场”

　　要充分利用跨国公司在亚洲经济中的积极作用，迅速建立起以债券投融资为主的“亚洲美元离岸市场”，增强对美元在岸市场的外部约束性。当然，我们不能排斥美国政府以邻为壑的做法，更不能避免美国政府破坏货币锚功能，以此遏制其他国家发展成长的这种狭隘民族性膨胀的可能性。另外，我们也应该看到，亚洲市场今天拥有全球最多的美元储备资产，未来也是带给世界经济复苏曙光最强烈的经济繁荣区域，尤其要注意到美国很多500强企业也在这里发展壮大。所以，我们已经具备发展以债券市场为核心的亚洲美元离岸市场，充分利用目前美元作为货币锚暂时不可撼动的地位，靠自己的智慧来管理我们的美元财富和增加在这种国际货币体系下的各种商机。由于跨国企业的经济实力和实物抵押能力以及全球其他国家寻找新的投资出路的需求，这一新市场的建设和发展足以得到持续的流动性支持和基本面扶持，从而完全能够避免美元在岸市场今天处于病态和调整中所凸现出来的货币锚功能丧失的风险，也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美元市场之间的竞争机制，从而起到约束美国滥用美元霸权地位、采取损人利己行为的效果。

　　配套成立“亚洲共同基金”

　　为了能够进一步发挥亚洲金融合作的“共赢”作用，还应该立刻配套成立以中国为首的、各国主权财富基金为基础的“亚洲共同基金”，从而强化信用主导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和效率意义。因为在任何一个新的投资渠道形成的初期，市场出于谨慎和控制交易成本的考量，常常采取观望的态度，此时政府的作用至关重要。同时，中国在目前亚洲金融合作的框架下很难找到对自己有利的位置，因为货币互换机制有利于美元储备较少的小国的货币稳定，而亚元的设计又更有利于市场集中在亚洲的日本和韩国经济的发展，对于市场在区域外的中国而言，如何管理好自己拥有的大量美元资产才是我们关注的问题，这一点今天在美国步入危机后成为亚洲共同的心声。所以借助这个大好时机，增加一个亚洲金融合作的内容对我们发挥积极的区域合作功能、避免中国资本在欧美受阻的困境有很大的战略意义。

　　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从中长期国家战略发展的角度来看，“人民币国际化”确实是中国经济繁荣昌盛的必由之路，也是解决规避既有“货币锚”机制缺陷的必要手段。但是，千万不能急于求成，要防止“好大喜功”的推进方式，因为这很容易让我们陷入危险的“三元悖论”陷阱（市场开放、汇率稳定和货币政策独立合成一体），更要避免20世纪80年代后期出现过的“日本病”在中国上演。因为国际化所带来的本币升值会挤出实业，放大虚拟经济的繁荣程度，从而大大增加泡沫经济形成的速度和破灭的风险，为此，我们应该采取有序的人民币国际化路径，即先放开国内价格管制，然后强化国内金融体系的制度建设和金融产品创新能力，接下来在实体经济发展繁荣的阶段，放开中国的资本市场，争取以较快的速度，通过完善各种制度体系来协调由此带来的冲突。最后，当我们具备“实力强大”、“金融发达”和“国际公认”的条件时，突然会发现我们已经实现了人民币国际化的宏伟目标。这是客观结果，千万不能主观上把它当做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强大工具。

　　另外，为了能让中国对外资产有一个较好的风险分散的方式，我们应该坚决支持欧洲正在尝试的超主权国际货币体系的发展和改革进程，从这个意义上讲，欧元这个新生的区域货币体系也正在把我们带向一个未来最理想的全球一体化的世界中。但是，要让欧元体系能够得以稳定地向前发展，我们必须要解决的巨大挑战还很多。比如，使用超主权货币国家的基本面出现了差异化后，究竟是靠达成共识的国际救助机制，还是采取残酷的退出机制；究竟是从长远的超主权货币的稳定考虑而继续采用盯住通胀的单一货币政策目标，还是为了根除危机传染到其他国家的隐患而采取宽容的货币政策，这一切缓解和防范金融混乱和危机的做法我们还没能在欧元机制中找到理想的答案。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孙立坚　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

　　背景链接

　　美国历史上五次债务违约

　　1779年：政府无力赎回独立战争期间发行的大陆货币。

　　1782年：各殖民地政府无力偿还为筹措战争经费而欠下的债务。

　　1862年：南北战争期间，北方联邦政府无力按照债券上约定的条件用黄金赎回债务。

　　1934年：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执政期间无力偿还一战的战争债务，并拒绝用黄金赎回。

　　1979年：由于政府工作的疏漏，一小部分债券的利息支付发生延误。（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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