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学两界如何实现良性互动，胡锦涛同志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的讲话中采用“文化自觉”概念来布局今后的文化战略，为我们提供了良好的范例。讲话提出，“我们必须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做好文化工作。作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采用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提出的文化自觉理论来规划、指引中国文化发展，这是第一次。它说明学术界的学术成果和思想成果已经正式成为国家意志。

　　政界和学界在社会系统中各有分工，各有职能。政界作为一个国家或地区从事政治活动的职业共同体，也称为政治界。从根本上讲，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发展方向和发展水平，必须由政界来规划和治理。政界的最大优势在于，能够对包括各种学术理论在内的社会资源以实践的标准予以整合。政界是社会进化的重要推动者。而学界由于社会分工的原因，承担了传承和发展文化的责任，他们一般受过良好的教育，又从事专业研究，是人类历史上创造的文化成果和思想智慧的主要承载者，虽然他们也有自己的不足，但总体来看，他们看问题往往偏重于客观、理性、超脱、深刻并富于远见。他们提出的意见建议也就有其独到的价值，值得社会和执政者认真对待。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他们承担了守望者、批评者和发现者的角色。他们受到社会尊重，作用发挥得好，社会的发展会更健康。“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学界的工作对社会的进步是至为重要的。

　　改革开放前30年，在“左”倾思想的影响下，知识阶层是被批判、改造的角色，他们的作用和地位被贬低，学者和学术的尊严被剥夺，虽然自然科学的作用得到一定重视并在国家重大科学计划如“两弹一星”的设计制造中发挥重要作用，但总体上看，学者和学术都只是可以利用的工具。“知识越多越反动”曾经是一个时期的流行口号。这样，作为一支制衡社会错误行为、维护和促进社会健康发展的力量，学者和学术的作用缺位了。这是导致错误愈演愈烈，终至陷于“文革”劫难，并使许多问题积重难返的原因之一。如马寅初等节制人口增长的观点没有被采纳反而被全国讨伐导致中国人口膨胀，留下严重后遗症，就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典型案例。

　　这种状况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逐渐改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就是政学两界良性互动的成功例证。这一问题由哲学界专家最先提出，尽管遭遇很大阻力，由于邓小平等的支持而得到确认。这次讨论及其成果——检验真理的最终标准是实践——的确立，对于我们解放思想，否定“文革”和建国后长期存在的“左”倾思潮，探寻新的发展道路发挥了巨大作用。

　　改革开放时期，我国的许多重大举措和社会进步都有学者的智慧和影响，如经济领域的股份制改革、社会发展领域的人权保障入宪等。而为政者的成熟、理性和明智则在这种互动中起了决定性作用。

　　政学两界的互动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学者根据国家发展的需要和科学规律进行学术研究，发表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对政界人士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是最为常态的方式。党和政府的决策交由学术机构研究论证，听取学者的意见则是一种更为有效的方式。学术研究机构和有关部门把研究成果报送各级领导参阅，发挥资政作用，也是一种体制化的方式。值得赞赏的是，这些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全国人大常委会不时聘请各个领域的专家给领导人作专题讲座，使学界意见能够零距离输送到最高决策层，对领导者获取更多信息、拓宽思考路径、更加科学地决策无疑具有积极影响。这既有实质性意义，也有象征性意义——象征着政学两界的良性互动因为受到党和国家领导层的重视而得到强化和保障。

　　要进一步保障政学两界的良性互动，还要创造在宪法和法律框架下的自由言论空间，让各种观点或意见得到充分表达。现在存在的问题是，有些地方官员不能容忍批评性意见乃至不同意见，动辄上纲上线，滥用公权力对批评自己或所在地区、部门的人士及大众媒介进行打压，压缩甚至窒息了公民合法的自由表达空间。轻视公众意见包括学者的意见，独断专行，往往是当权者犯错和犯罪的主观原因之一。对领导者个人来说，此种思想和行为极不可取；对党和国家而言，此种思想和行为决不可纵容。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陈友康　系云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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