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记者霍文琦 李慧子）8月16日，《中华大典》出版工作会议在京召开，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文化出版工程再度引发关注。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由《中华大典》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于永湛主持。来自上海、江苏等13个省（区、市）新闻出版局以及承担大典出版任务的出版单位60余人参加了会议。

　　邬书林表示，要充分肯定《中华大典》启动以来取得的重要成绩，总结经验，分析问题，加快推进《中华大典》编纂出版工作。他指出，经过多年的努力，《中华大典》基本明确了目标任务、框架设计、编纂方法，已经出版了《文学典》、《哲学典》等分典，吸引了一批著名专家学者参与编纂，坚定了进一步做好编纂出版工作的信心和决心。同时，要清醒地认识已经变化了的出版环境，努力克服编纂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困难，与时俱进地做好相关工作，为大典编纂出版工作创造条件。

　　由于工程浩繁程度远超预期，本着对传统负责、对后人负责的态度，原定于去年完成的编纂工程，调整为“十二五”期间完成。于永湛告诉本报记者，正在编纂的22个典情况各不相同，进展不大平衡。进度慢的重要原因是难度大、规模大、要求高，面临资料收集难、专家力量不足、出版环节编辑难、经费不足等诸多困难。

　　“以《法律典》为例，1994年5月启动编纂工作，集合了全国法制史学、法律文献学的专家学者同时参加这份工作。聘请的主编有的年纪较大，一些老专家去世后，新主编一时难以选好。目前，刑法典、诉讼法典和法理学典已经或正在完成，但是行政法典暂时没有主编，民法典几易主编，推进难度很大。”《中华大典·法律典》主编、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张晋藩告诉记者，“但是，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业，参与人员都是本着奉献的精神，力争给研究中国古代法制提供最原始的文献资料。”

　　据于永湛介绍，为最大限度发挥社会效益，编辑成果尽量数字化，进行网上传播。电子出版物比图书成本低，可满足更多的需求。

　　《中华大典》完成后，对我国古典文献研究、中华民族优秀成果的传承和对外传播，都有着非凡的意义。“这是一个法律学资料汇编的系统工程”，张晋藩说，“《法律典》条目分类科学精细，有很多加注，为研究中国古代法制提供了最原始的文献资料，减少了学者自己去搜集零散资料的时间。”

　　许多专家都对《中华大典》表示称赞，认为有利于全面整理中国古籍，抢救、保存、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振奋民族精神；有利于推动当代的科学研究；有利于促进国际文化交流和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中华大典·工业典》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魏明孔特别指出，“《工业典》对了解中国传统社会的工业布局和经济状况，对传统手工业技术的发扬壮大，对传承和发扬传统文化，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文献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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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书是我国古代百科全书性质的一种资料汇编。自公元200年，魏文帝曹丕修撰中国第一部类书——《皇览》以来，中国古代编纂的类书约有1600多种。

　　《中华大典》是继唐、宋、明、清之后启动的一项规模大、难度高的古籍整理工程，是一部全面、系统、科学地对中国文化古籍进行整理、分类、汇编和总结的新型类书。

　　《中华大典》于1990年由国务院正式批准启动，后被列为《国家“十一五”重点出版规划》和《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的重点项目。全书共有24部类，116部分典，所采集的文献资料上自先秦，下迄1911年辛亥革命，成书后预计辑录经典古籍2万余种，总字数近8亿字，超过了我国所有古代类书字数的总和。截至去年年底，累计出书1.35亿字。（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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