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爆发的欧美主权债务危机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子危机，也是发达国家过高债务问题的延续。2008年金融危机至今，主要矛盾逐渐从居民资产负债表和企业资产负债表转移到政府的资产负债表，也就是发达国家的财政问题。

　　本世纪初以来，一方面是新兴市场国家生产出来大量低廉的劳动密集型商品，另一方面是发达经济体较低水平的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加上美元享有货币的超发权而源源不断的滥用权力，没有约束的金融市场在过去的时间里给予发达经济体以太多的融资便利。只有在流动性潮水退去的时候，才知道谁在“裸泳”，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发达国家债务问题将困扰着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市场。

　　具体到本次欧美债务危机，我们认为，短期稳定市场应比2008年容易，其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有明显不同：一是本次主权债务问题爆发主体数量少，集中在少数发达经济体，而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于广大的微观企业和金融机构，数量众多，直接大规模救援难度很大；二是本次主权债务危机救助链条短，如果采取救助，目标主体明确，不需要很长的金融市场传导链条。然而中长期来看，美国庞大的财政削减支出和增税计划，让本已无亮点的美国经济增长前景蒙上阴影。即便如此，美国并没有更多的选择，在财政政策被束缚之后，唯一能缓解本次债务问题和金融市场动荡“燃眉之急”的还是数量宽松货币政策，但是规模和动作将比以往的两次有所减小。权宜之计并不能当做长久之策，美国的问题在于其相对较低的经济增长与低储蓄、高消费之间的矛盾。美国人常说，中国经济需要结构调整，汇率需要升值，其实美国经济结构更需要调整：交出货币超发权，规范金融市场，调整产业结构提升技术进步能力，逐步降低居民、企业和国家财政的负债率。“身后有余应缩手，眼前无路早回头”才是解决长期问题的关键。

　　欧洲的问题比美国更严重，问题的根源在于统一的欧元与不同质经济体之间的深刻矛盾。欧元区的设想起源于蒙代尔的最优货币区域理论，该理论认为不同国家之间只要财政体系相似，贸易结构相似或者具有互补性，政治决策体制和文化相似，就能够使用相同的货币，使得区域内货币政策更加稳健。然而，欧元区国家之间的经济增长和贸易结构具有很大差异。区内最强的国家德国，由于技术进步等原因，内生地适应一个较强的欧元，但是一些边缘国家经济增长动力并不充足，财政纪律也不严明，内生地适应一个相对较弱的欧元。在欧元成立的多年中，德国一直享受着欧元区的好处，区内的出口占到总出口量的30％—40％。同时，由于欧元区其他国家的存在，德国对区外也一直享受着一个相对它来说比较弱的欧元。其他边缘国家则在被迫使用一个相对于其国家实力较强的欧元，可贸易部门逐渐萎缩，经济踯躅不前，财政也逐渐出现问题。统一的欧元与区域内国家实力的分化产生了矛盾。在2008年以前，由于流动性较为充裕，欧元区边缘国家的财政赤字能够顺利地拿到市场的融资，但是当流动性“潮水退去”后，边缘国家财政状况和后续增长问题显露出来，市场对欧元区边缘国家的主权债务信心便会逐渐丧失殆尽。

　　欧洲主权债务问题的根源在于其不适宜的货币体系。即使欧盟或者各国政府采取措施规范自身的财政纪律，也只能治短期的“标”，而不能解决问题之根本。只要欧洲经济体没有显著改革其分散的财政体系，欧洲债务的短期救助也不能给予投资者足够的信心，动荡即使短期被平复，问题也长期存在。

　　不言而喻，解决欧洲债务问题，一是解除统一的欧元束缚，这在政治上是一种后退，施行的概率不大；二是在欧元区内实施统一的更加有纪律性的财政制度改革。目前来看，欧元区采取第二种方式的可能性较大一些，但是除了欧央行短期的救助和一些对各国财政计划约束性不强的条款，这条路的进展缓慢。欧元区因为涉及多个主权国家，统一行动进行经济结构和财政结构改革的难度将比美国更大，耗时也更长。长期来看，解决欧元区债务和长期增长问题，更需要早日回头。

　　本次欧美债务危机的爆发，虽然很可能会因为美联储新救助政策的推出而短期内得到平复，但是从中长期来看，两个区域解决问题的道路将比较漫长，过程也会极其复杂。欧美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的经济增长将拖累世界经济，特别是像我国这样外向型比较强的经济体。同时，滥发的货币引起大宗商品价格和资本市场的波动也将给我们造成一定程度的困扰。鉴于欧美债务问题的长期性和复杂性，短期稳定金融市场又可能会继续向经济体注入流动性，我们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继续实施积极（而有重点）的财政政策，抓住历史机遇和宝贵时间，大力实施经济结构调整，毫不犹豫地淘汰一些要素密集型产业，促进经济体的技术进步。特别鼓励进口先进技术设备，同时应加大国内自身的研发和创新，从而能在短期内迅速缩短和欧美的差距。

　　第二，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防止通胀形势更加严峻，特别是在接下来一段时间应加强对资本流入的监控和回笼；保持人民币币值的稳定（资本流入与人民币升值预期高度相关）；加速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从而打破美元的霸主地位，赢得货币主动权。

　　第三，在人口结构变化的情况下，积极扩大内需。一个经济体在人口抚养比提升的过程中，消费率也会内生地提升，在2015年左右，我们将进入人口结构的拐点，因此，应特别注重鼓励人口结构转变和收入增长带来的消费升级，以及产业升级带来的再投资需求。

　　第四，在保持我国外汇储备稳定的情况下，建议多配黄金和大宗商品。在游离于实体经济的流动性增多和经济缓慢复苏的过程中，只有黄金才是最好的避险工具，同时大宗商品也具有更好的升值空间。因此，对此应加以重视。

　　（本文系“我国宏观经济与财政政策分析”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健全公共财政体系研究”课题组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批准号：10AZD020，课题组组长：闫坤）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闫坤　刘陈杰　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部科研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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