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北民族走廊上可说是“移步换景”，藏文书法、阿拉伯文书法、汉文书法构成了一幅文化长卷，各民族创作本族书法艺术并欣赏学习他者书法，可谓费孝通先生所说“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一个直观体现。

　　藏文书法：传承有序 书写谨严

　　细雨霏霏，满山青翠，滔滔大夏河（藏族称为桑曲）在深谷中流过。拉卜楞寺全寺建筑在北岸展开，布局井然。经堂大殿气宇庄严，殿顶金瓦熠熠生辉。以诸扎仓（学院）为中心，僧舍密布，错落有致。

　　拉卜楞寺位于甘肃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是藏传佛教格鲁派六大寺院之一，在整个藏区以杰出的学术水平著称。记者和甘肃省藏学研究所两位藏族学者杨让才塔、张吉会一起走进藏文书法家久美曲旦的家。

　　久美曲旦倒上酥油茶，大家一边掰着糌粑糊糊吃，一边聊天。张吉会介绍说，久美曲旦的藏文书法很有名，拉卜楞寺之外的藏族僧侣都慕名而来，甚至北京雍和宫的僧侣也远道而来，向他学习。拜访时，一个绛袍僧侣捧着一卷白纸来求做佛事要用的字，只见久美曲旦盘腿而坐，凝神静气，左手端墨碗，右手执笔，从左向右写下一行藏文，一气呵成，灵动飘逸。

　　久美曲旦的书法作品有藏文、梵文、八思巴文，有工整的楷体，也有灵动的草书，还有许多复杂的变体。久美曲旦说，藏族书法家一般不用印章，在张吉会建议下，他托人制作了几枚私人印章，其中一枚使用了八思巴文，还有一枚是篆书汉字。藏文书法属硬笔书法，书写工具用竹木削成，笔头斜角各异，根据撰写内容采用不同工具。

　　久美曲旦在记者采访本上写下他的汉语名字，是颇为工整秀丽的汉文楷书。他告诉记者，自己很欣赏汉文书法之美，尤其是楷书和草书，目前最喜欢的是唐代柳公权的楷书和宋徽宗赵佶的瘦金体。写藏文书法必须严格按照规范，从不逾矩，“师傅怎么教的，学生就怎么写，这样才能一代一代传承下来”。久美曲旦说，汉文书法家在学习阶段也有长期艰苦的临摹，但最后必须走出前人格局，写出自己的精神面目。

　　藏文书法在历史上也有几次大的变革，如果没有创新精神，就不可能创制新字体。记者没有看到更多藏族学者的私人信札，其中也许有更多个人风格的表露。但无论如何，汉、藏书法家都必须博采众长，这一点是相同的。

　　阿拉伯文书法：变化繁多 内涵丰富

　　告别夏河县的藏族学者，记者乘车顺着大夏河一路北下，来到临夏回族自治州。虽然临夏和夏河相距只有100公里左右，但是记者一下子从藏族牧区转入穆斯林风情浓郁的文化区，而且两地都不仅仅是地区性的学术和文化中心——拉卜楞寺是整个藏区的学术重镇，而临夏是全国回族经堂教育的中心。

　　《临夏大辞典》主编、东乡族学者马志勇告诉记者，临夏州书法展刚刚结束，其中有不少阿拉伯文书法作品。在世界上，阿拉伯文书法历史悠久，名家辈出，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平。据马志勇介绍，在临夏州居住的回族、东乡族、保安族、撒拉族都信仰伊斯兰教，也产生了一批全国知名的阿拉伯文书法家，东乡族书法家陈坤还在海外举行的阿拉伯文书法比赛中获奖。

　　记者此行发现，尤其难得的是，在西北民族走廊还保存着一批来源较早的《古兰经》手抄本，不但作为重要的历史文献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而且这些穆斯林前贤的墨迹是宝贵的书法珍品。如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县街子清真大寺、甘肃省东乡族自治县韩则岭拱北都珍藏着古本《古兰经》，据称都是他们的祖辈或先贤元末从中亚或西亚迁徙到西北走廊时带来的，其抄写年代自然在迁徙之前。

　　“这是我在青海省同仁县进行田野调查时候发现的，是我们保安族祖辈使用过的《古兰经》。”临夏州政协副主席、保安族学者马世仁将他发现的《古兰经》手抄本给记者翻阅。手抄本书写流畅，具有阿拉伯文书法特有的飘逸之美，后面部分的苏菲派符号，虽然看不懂，但是纯粹观其笔画，充满魅力，非常珍贵。保安族是清代同治年间从同仁县迁徙到积石山县的，马世仁介绍说，据初步研究这部手抄本《古兰经》的年代至少是清前期的。这些珍贵的《古兰经》手抄本保留了撒拉族、东乡族、保安族古代自中亚沿着丝绸之路迁徙而来的历史信息，弥足珍贵。

　　阿拉伯文书法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在循化撒拉族自治县的孟达清真寺大殿，记者看到墙壁、梁柱各处都是古代匠人彩绘的阿拉伯文变体图案，繁丽神秘，整体之美让人叹为观止。

　　汉文书法：源远流长 底蕴厚重

　　在古代，西北曾涌现出不少书法大家，最有名的就是晋代的索靖（敦煌人）、唐代的“草圣”张芝（酒泉人）。当记者饱览西北走廊藏文书法、阿拉伯文书法之美，不禁审视这一地区的汉文书法。

　　20世纪30年代在今甘肃、内蒙古交界的额济纳河流域发现居延汉简，引起海内外学术界瞩目。当时，居延汉简与敦煌遗书、殷墟甲骨、明清内阁档案一起，被称为我国史学界古代文献的四大发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又在甘肃多地发现若干汉简，总量可观。

　　在甘肃省博物馆所见的几枚汉简展品，墨迹清晰，古意森森，让人流连忘返。习汉文书法大都要苦临汉碑，现存汉碑基本都是东汉的，自从汉简出土，人们才第一次看到西汉时期的书法面目。今天在这一带保留的汉碑不多，著名的有青海省乐都县的《赵宽碑》、甘肃省甘谷县的摩崖石刻《西狭颂》等，在青海省博物馆，记者看到了《赵宽碑》残石，已看不到全貌，幸有拓片传世。

　　出土于甘肃敦煌的敦煌写卷的时代大都在晋、北朝、唐以至北宋，也是古人手书，不但有汉文文献，还有古藏文、梵文、西夏文等语言文献，具有多重价值。汉简和敦煌写卷不但成为珍贵的历史文献，汉简书法和敦煌遗书书法也成为重要的研究对象。

　　民族走廊书法：美人之美 美美与共

　　在西北民族大学教授郝苏民家客厅，记者看到了费孝通先生赠送的手书“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十六个字，点画倾斜、气力犹存，察其落款，费先生时年92岁。

　　在西北民族走廊，记者发现各民族对于书法文化的态度已经从“各美其美”走向“美人之美”和“美美与共”。

　　阿拉伯文书法传入中国后，与中国传统文化交流融合，学习汉文书法的优点，在我国穆斯林中形成了中国体阿拉伯文书法，被称为“经字画”，内容多选自《古兰经》、“圣训”等。在回族、东乡族、撒拉族、保安族等民族地区的清真寺、穆斯林民居等建筑中，常常可以看到阿拉伯文的中堂、对联、匾额、条屏。

　　许多穆斯林有很高的汉文书法造诣。甘肃省书法家协会主席马少青就是一位保安族学者。记者认识的东乡族学者、西北民族大学教授马自祥的汉文书法也造诣不凡。

　　在西北，有不少采用了中国传统式石碑形式的藏文碑、阿拉伯文碑。藏文碑较早的如唐蕃之间的赤岭（今日月山）的唐蕃会盟碑、唐蕃界碑，只是碑形尚存，文字磨灭。在敦煌、金昌等地的藏文、汉文等多种语言的元代碑刻都很有名。记者在乐都县的藏传佛教名刹瞿昙寺看到若干通明代御制藏文碑。瞿昙寺的兴起得到明王朝的扶持，与一般藏传佛教寺庙不同，该寺是一组汉式宫廷建筑。瞿昙寺的明代御碑保存较好，规制很高，如明成祖永乐十六年的御制金佛像碑，碑体高达3米多，碑额双龙盘旋，正面汉文，背面藏文，内容对照，字迹清晰。

　　每种书法艺术都源远流长，记者在短时间内不可能有更深入的了解，然而西北民族走廊各民族书法艺术的大美给记者留下了美好的回忆。（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本报记者　曾江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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