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报》总第214 期 特别策划　“跨学科视野下的文明与国家研究”文章之一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文明” 一词常被用来描述个人或群体较高等的文化﹑教养﹑品味等。文明人相对于野蛮人，文明行为相对于粗俗举止，文明话语相对于粗鄙言谈——文明代表一切美好与秩序﹐不文明则是丑恶混乱的代名词。在历史演化上，文明又代表人类进入理智、进步与繁荣社会的历史阶段，相对的是原始社会的野蛮与落后。然而，文明真的带给人类一切美好的事物与价值吗？事实并非如此。

　　在所谓 “新石器时代革命” 这段时间里﹐人类花了5000—8000年才学会把石器打磨得更精致﹐将陶器制作得更结实﹐并在种植作物及驯养动物方面有些进步。事实上，巨大的改变发生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特别是在社会方面。因定居及农业生产，使得人口与聚落增加。接着，人群间的敌意与冲突增强﹐防卫性的城与墙出现﹔此均显示由于资源竞争﹐人类除了继续改进生产技术之外﹐还须有其他手段来解决生存资源不足问题。这手段﹐便是在人群间建立一种制度﹐让被统治者来从事生产﹐以供养及服务于统治者。就在这样的普遍背景下﹐诞生了世界四大古文明。因此﹐人类文明的诞生原来就不是在美好﹑和谐与繁荣的背景下﹐它是匮乏﹑冲突与暴力胁迫的产物。

　　这些古文明中普遍出现城﹐城中的统治阶层﹐城内外的被统治者﹐以及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所构成的 “国家”。国家是一种社会阶序化﹑权力集中化的政治体。在人类早期文明古国中﹐宏伟的公共建筑与宫室﹐工艺细腻﹑制作耗时的器物﹑雕刻与雕塑﹐这些都是文明的象征。但在另一方面﹐它们也是统治者能拥有及操控大量人力﹑物资的表征﹐是有些人成为被奴役者的表征。透过这些可见的“物”﹐统治阶层的权力成为“看得见”的社会现实。总之﹐城居生活是文明的摇篮﹐国家是保障城市居民安全﹑富裕及维持社会阶序的工具。城内的统治阶层享受并沉溺于音乐﹑美术﹑雕塑﹑哲学﹑天文﹐城外则有农人辛勤工作﹐有军人四处征伐﹑掠夺﹐以供应城内的统治者并滋养其文明雅好。

　　大多数人类文明均建立在农业生产的基础上。谷类作物无法离开土地﹐农人因而无法离开土地——此种生产方式，便于早期文明国家统治阶层将大量人口附着于土地。地力与人力透过植物可转化为被屯积﹑运送的谷粮﹐而粮食的征集﹑屯积及再分配又可以豢养一群不事生产的官吏﹑艺匠﹑祭司与上层统治者。在人类历史上﹐也有不少文明是游牧人群所创造的。在这样的例子中﹐国家仍是文明产生的关键。无论如何﹐文明是阶序化社会的产物﹐在各人群平等且各自为主的游牧部落中难以产生“文明”。

　　人类文明的重要特征是出现文字书写。文字最早的功能主要在于记忆统治阶层的祖先系谱﹐及其功绩与神圣性﹐如殷商甲骨上刻着的殷王父﹑祖之名。透过文字与器物让统治者的权力及其祖先功绩得到记忆﹑流传﹐这样的做法更表现在西周铜器上常见的“子子孙孙永宝用” 这样的套语上——制作耗时的铜器是权力（以及财富）的表征﹐期望子孙永远保有此器﹐也就是期望统治者的地位与财富得以传诸子孙。文字作为一种强有力的社会记忆工具﹐它最重要的功能之一便是用来记忆过去﹐也就是“历史”。如此﹐文明世界中的征服者与被征服者区分、英雄圣王的嫡传与支庶后裔区分﹐借着文字的社会记忆功能被强化及稳固地延续下来。

　　在人类历史上﹐伟大的文明多能在广大地域中扩张其势力或影响范围。文明扩张﹐一方面靠的是文明背后的国家武力﹐以征服﹑殖民﹑商业等手段﹐强制对他方人群施以政治﹑经济控制与 “文明教化”。另一方面﹐国家经由上述手段在其边缘领域中建立直接或间接统治后﹐文明扩张更普遍透过人与人相互间的夸耀与歧视——在能亲近接触的人群间（如同村或邻近村庄的人）﹐有些人以文明﹑优雅﹑进步自夸﹐并以野蛮﹑鄙陋﹑落伍来歧视他人﹔不堪受歧视者﹐则常模彷﹑攀附前者的文明习俗与行为规范。如此代表文明的行为﹑习尚﹐包括对一些精美艺品的雅好﹐在各地人群间逐渐流布。

　　人类文明由最早的 “四大古文明” 走来﹐虽有其阴暗的一面﹐但我们无法否认在各历史阶段及各地域﹐人类文明皆不断有新的创造与改进﹐这证明人类文明最珍贵之处不在宏伟的纪念性建筑及奇匠巧思制作的工艺品﹐而是文明人对文明的反思。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王明珂　单位：台湾中兴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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