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报》总第214 期 特别策划　“跨学科视野下的文明与国家研究”文章之一

　　我国对中国国家起源问题的研究开展得很早，比较重要的时期也许可以追溯到上世纪上半叶。而我国这项研究的特点是很注意吸收人类学研究成果。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前，主要是对19世纪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的学说的借鉴和参考。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学者对人类学相关成果参考的视野扩大到对当代西方文化人类学有关成果的了解上，对于推进国内研究有很大意义。

　　人类学方法之所以能对我们研究远古时期历史的课题有借鉴意义，是因为它以近代以来所观察到的实例为依据，为我们描述和解释了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的一些可能属于较早进化阶段的具体表现形式。但是在历史学研究中借鉴人类学成果是有条件的，人类学成果对于历史学研究而言其意义也是有一定局限性的。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虽然人类学成果的全部基础是来自对田野调查对象的观察，由此形成的资料也因而具有特别的说服力和证据质量，但是，在这些资料与历史学面对的特定个案之间的关系毕竟不是自明的，而每个特定人群的社会政治生活情形包括可能有的国家形成的具体过程实际上也是不可能完全雷同的，所以尽管人类学成果对于历史学个案研究有重要参考价值，但是人类学概念对于历史学个案的适用性是需要证明的，同时这些概念或理论模型并不能直接代替在特定个案中对特定国家进程所有表现及细节的描述。尽管人类学以田野为基础提供了有价值的新型资料，但在人类学成果中对这些资料的描述和解释仍然是与每个学者自身的选择有关的，所以人类学成果本身并不能简单地看做是一种事实性的依据。

　　但是，尽管有上述情况，我认为对于人类学成果积极利用的方向还是应当肯定的。理由是这些成果对于推进历史学某些研究是有价值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利用目前还很不够。总体上我国学术界对人类学有关成果了解还很初步。我认为除了对中国国家起源课题感兴趣的中国古史界、考古学界、世界古代史学界外，国内人类学界在这方面投入更多力量也是很重要的。

　　就中国国家起源研究对于人类学成果利用的具体内容而言，在当前阶段，对于人类学关于人类早期政治组织演进的多种解释理论模型及有关概念意义的研究仍然十分重要。在这方面国内学者的认识还有许多不相一致的地方，需要通过研究和讨论来提高对这些问题认识的水平。在人类学关于人类早期政治组织演进的各种理论和概念中，我认为关于酋邦理论和酋邦概念还是值得特别关注和认真研究的。这主要是因为这个理论和概念对于中国个案有适用性。就人类学史本身而言，酋邦理论的提出和使用酋邦概念，是标志了在摩尔根之后，人类学对于人类早期政治组织演进及国家形成问题认识的某种重要变化，也可以说是重要发展，在当代人类学研究中被持续高度地重视。其对人类政治组织演进过程的解释有很高的真实性。同摩尔根有关学说相比，其最重要意义在于指出了前国家时期人类政治组织发展可能达到的复杂程度，而在以往的理论中对人类在进入国家社会前政治组织复杂性的估计要低很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纠正，也是人类学在国家起源问题上对许多历史学个案有很高适用性的一个解释模型，包括对中国个案而言。所以根本上并不是仅仅由于酋邦概念和理论是西方人类学的新成果，我们在中国个案中也必须引用它，而是因为它适用于解释中国的资料，对中国古代事实有很好的说明力，所以要借鉴它，也可以借鉴它。

　　中国国家起源研究是一项带有很重的解释性目标的课题。历史学在这一课题上对于人类学成果的利用，很大程度上正是为了更好地达成课题中对于解释性工作的要求。在此我们也应看到，国内一些历史和考古学者在近30年的研究中也陆续独立提出了一些关于中国早期政治组织演进问题的解释性意见框架或基本概念，如对于“古国”、“方国”、“邦国”问题的论述等。这些对于最终认定中国国家形成的具体过程都很重要。我认为要在对这些解释性意见框架讨论基础上推进研究本身，进一步澄清这些意见框架及相关概念的确切理论含义及相互关系还是很必要的。而在这方面恐怕也需要就这些意见框架及重要概念与人类学有关概念或解释模型之间在认识上的关系努力作出尽可能明确的说明，因为只有这样，所有有关研究才能在公认的术语规则下具备表明其意义的共同基础，当然这实际上也是人类学与历史学、考古学在这个问题上深度合作的重要表现。作为历史学者，我看重这种合作，根本原因是在于它能帮助我们得出关于人类早期活动的真正合理的、准确的和有很高说服力的认识。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谢维扬　单位：上海大学历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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