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城市房价过快上涨促使城市体系扁平化

　　地级及以上城市体系的扁平化趋势，即“中小城市发展过多，大型城市集聚相对不足”，可能是我国经济增长粗放、产能过剩的体现。将Thünen模型中房价水平对差异化产品区位分布的影响关系植入到新经济地理学Krugman-Helpman模型，阐释城市房价水平过快上涨（特别是大型城市）对差异化产品区位选择产生扩散倾向的内在机制，并对1998—2007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相关数据进行检验，结果表明：Krugman-Helpman模型中导致城市体系扁平化趋势的“非黑洞条件”在中国是成立的。所谓“非黑洞条件”是指，差异化产品不是足够丰富、住房支出份额却已经处于较高的水平，此时消费者认为不值得为消费不丰富的差异化产品而忍受高房价，其行为就是迁移出较大的城市，直到重新恢复到两个城市人口相等的初始状况。这一结论意味着，通过加强都市圈内部中心城市与中小城市之间的一体化水平建设和遏制大型城市房价非正常过快上涨等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扭转城市体系扁平化趋势，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并进一步降低环境代价。

　　（范剑勇等，《房价水平、差异化产品区位分布与城市体系》，《经济研究》2011年2期）

　　地级市基本建设公共支出相互影响

　　中国1994年分税制改革对不同层次政府间的收入关系作了较大调整，然而在支出责任的纵向划分方面并没有作出相应的努力。在随后十几年里，这一状况没有系统的、实质性的改变。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演变，使得不同层次政府间事权和支出责任界定不清的问题越来越突出。明确、清晰界定政府间纵向支出责任，已经成为完善财政分权体制的迫切要求。使用中国地市级地区2002—2005年数据检验发现：地市级地区间基本建设支出的溢出效应和竞争效应相当显著，影响方向刚好相反。一方面，地方财政基本建设支出具有正外部性，地区间公共支出存在“搭便车”倾向，造成相邻地区基本建设支出间呈现负相关。另一方面，由于地方官员的政治升迁与当地经济增长绩效挂钩，地方官员出于晋升激励或者上级经济增长绩效考核的要求，其基本建设公共支出会相互攀比，从而导致同一辖区内地方政府基本建设支出的正相关。当然，并不能据此作出竞争效应能够有效地纠正基本建设投入外部性的简单判断。从根本上解决公共支出外部性问题，还需要合理配置不同层次政府的支出责任。

　　（尹恒等，《地市级地区间基本建设公共支出的相互影响》，《经济研究》2011年7期）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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