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德国社会学家，目前担任慕尼黑大学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长期从事社会发展和全球化问题研究，“风险社会”理论的创立者。

　　贝克出生于二战时德国的斯武普斯克（现属于波兰），1966年起在慕尼黑大学学习社会学、哲学、心理学和政治学；1979年获得大学讲师职位，先后在明斯特与巴姆贝格任教；1992年回到慕尼黑大学担任社会学教授。他与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和斯科特·拉什共同提出“第二现代”的观念，力图在现代与后现代之间开辟出“第三条道路”。主要著作有《风险社会》（1986）、《反毒物》（1991）、《生态启蒙》（1992）和《风险时代的生态政治》（1994）等。贝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生态问题、风险社会、自反性现代化、个体化和全球化等领域。他最近的研究活动包括一项关于“自反现代化”的社会影响和政治影响的长期的实证研究，探讨了从第一次现代性到第二次现代性转变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他努力在社会学的框架内分析“世界主义社会”的矛盾和动力。贝克也为德语社会学贡献了一些新颖的词汇，其中包括“风险社会”和“第二次现代性”。

　　“资本力量的增加促进了劳动力市场的迅速转变。全球劳动力市场正被来回震动，这威胁到了数百万工人和他们家庭的生存”，世界各地的人们“生活在一个彼此互相纠葛、矛盾复杂的‘风险社会’中”，在谈及全球化带来的重要影响时，贝克教授不无感慨地说。日前，贝克教授出席了英国社会学学会60周年大会，并发表了主题演讲。其间，本报记者结合近几十年来的热点事件，就重新定义社会学的课题、“世界主义”的概念、全球化进程中新的挑战等问题采访了贝克教授。

　　重新定义社会学课题：世界主义的挑战

　　《中国社会科学报》：近几十年来，面对恐怖主义袭击、经济衰退、全球变暖等一系列风云变幻，传统社会学的理论是否还能够作出合理解释？

　　乌尔里希·贝克（以下简称“贝克”）：很久以前，“阶级”和“阶级冲突”是理解现代政治局势的概念工具，但现在已经不是这样了。只要想想过去25年里改变世界的“全球性政治事件”，如柏林墙倒塌、“9·11”事件、金融危机、气候变化或者仍在发展中的日本核危机等，人们会发现所有这些事件有两个共同之处：一是它们的发生完全出人意料，也就是意味着它们超出了社会学研究的范畴和人们的想象力；二是它们的范围和影响涉及好几个国家甚至全世界。

　　然而，社会学的主流仍然因为普世说的优越感和思维的定式对这些划时代的变化视而不见。当前的社会理论，无论是结构主义者、互动论者、系统论者或是批判学派，都不足以解释现在的世界局势。它们排斥先验论，但其实是可以在现代性范畴里、用先前经验观察社会和政治基本变化的；它们错误地将西方世界的（即占据优势的欧洲人和北美人）和现代化的历史经验和未来预期的运行轨迹绝对化，因此忽视了它们自身的特性。

　　我的观点是，社会科学，尤其是社会学，在研究和理论中需要由“方法论的民族主义”向“方法论的世界主义”的模式转变。如今，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的时代，而是生活在一个正在世界主义化（cosmopolitization）的时代。对于这一论点，学术界一直在进行着强烈的批判性辩论。比如说Craig Calhoun和Paul Gilroy在《英国社会学杂志》（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特刊（2010年第3期）上的文章《论第二次现代化的多样性》（On Varieties of Second Modernities: Extra-European and European Perspectives）所论，还有以“南半球社会学家”自称的Raewyn Connell用修辞手法质疑：“……我们能不能不要再听这些北半球的叙事体了？”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所提到的“世界主义化”，很多学者也曾从不同学科和角度提过。什么是世界主义化的学说？

　　贝克：我可以先列举些不属于“世界主义化”的学说，比如，“世界主义化”不是像Raewyn Connell教授所说的那样——反映“少数特权阶级的经验，并把自己所看到的当做是这个世界新的现实”；它也不是一个像欧洲启蒙运动一样有着明确发源地的观念学说；它不是试图传递“我们每个人都是互相联系的”这样肤浅的政治信息；也并非试图将帝国主义或当今的世界大国之间的关系变得正常化。

　　那么，“世界主义化”的概念到底应该是什么？为什么要将它和欧洲哲学及非欧洲历史思潮（康德、黑格尔、哈贝马斯、努斯鲍姆、阿皮亚、本哈毕、赫尔德等）中的许多“世界主义”严格区分开来？在我看来，“世界主义化”和伦理学无关，而和事实有关。它和哲学无关，而和社会学有关。

　　器官交易：生物意义和政治意义的“世界公民”

　　《中国社会科学报》：可否举些例子，以便读者更好地理解您所定义的和事实有关的、和社会学有关的“世界主义化”？

　　贝克：可以先以器官移植为例，这个最贴切不过了。医学移植技术的成功（而非其潜在危机）已经让相关的伦理议题退位，并且为影子经济打开了一扇大门，“新鲜的”人体器官在全球市场进行交易。在这个极度不平等的世界，我们从不用担心这些人体器官的短缺，因为总是有绝望的人愿意卖肾、肝、肺、眼球等器官。不论是绝望的穷人还是苦苦等待器官移植的富人，都为了自己的生存问题而苦苦挣扎，他们的命运因此纠缠在一起。而这正是现实中的“剥削”的世界主义化定义：那些被世界政治经济体系排除在外的人，例如难民、无家可归的人、在街头流浪的孩子、非法工人、囚犯、走私香烟的人、小偷，被引诱着出卖他们的器官。而他们的器官，已经被“整合”进了富人的身体里。

　　在这样一个世界主义化的身体里，各大洲、各个种族、各个阶级、各个国家和宗教都变得无关紧要。穆斯林教徒的肾脏在净化着基督教徒的血液，白种人的呼吸是依靠着黑种人的肺，金发碧眼的经理用某个非洲街头顽童的眼睛凝望着世界，新教徒的主教能活下来得感谢巴西贫民窟里某个妓女身体里切下的肝脏。这些被排斥在外的人们，他们的器官却被西方世界富有的人们所接受。

　　《中国社会科学报》：根据器官移植的全球交易，您是否可以给“世界主义化”一个定义？

　　贝克：正如这些例子所示，我们得出结论，世界主义化是全球资本主义的一个副产品。它包含了世界大国的关系，更实现了世界范围内的不平等。这是一个结构性的现象。这种“世界主义化”的概念是指“遭遇”被排斥在外的团体或与之“纠缠”，而不是简单意义上的依赖于外界的某物。在这个例子里，我们谈论的世界主义化无须对话和互动，可能也无须涉及人们的反应。

　　在这个过程的结尾，具有生物和政治双重意义的“世界公民”（bio-political citizen of the world）诞生了，肾脏遵循着资本的流动路径在全世界流通，从南半球到北半球，从穷人到富人，从黑色人种和棕色人种到白色人种，从女人到男人，或是从穷困的男人到富有的男人。由此，世界被分成两个部分：卖器官的国度和买器官的国度。

　　这个世界主义化的年代意味着一个无论好坏、人人共享的世界，一个“不再有外面”、“不再有出口”，“也不再有其他人”的世界。我们生活在一个彼此互相纠葛、矛盾复杂的“风险社会”中。放弃那个人人自主且能置身事外的理想国度吧，也放弃那个把社会科学划分成“南半球话语”和“北半球话语”的“地理学种族主义”吧。

　　全球家庭：成员内部矛盾反映全球不平等

　　《中国社会科学报》： 除了阶级，您还曾提到过现代化也带来了家庭模式的解传统化。在全球化的今天，家庭模式是否又有了新的定义？

　　贝克：被世界主义化了的“全球家庭”体现了似乎合理的悖论：远距离的亲密和全球性的矛盾；这些矛盾在这些家庭中产生发展。并不是所有的家庭都出现了所有的矛盾，但某些家庭会出现其中的一部分。就像移民家庭里常会出现的中心和外缘的紧张矛盾一样，那些横跨两个国家的婚姻、父母、情侣可能会体现出两个国家，或是主流群体和少数民族之间的紧张。全球家庭和远距离亲密可以被用来重新思考传统智慧，以及发展一个新的强有力的论点：“远距离的爱”和它的矛盾。远距离的爱和全球家庭变成这样一种情况：文化创伤——对于历史上帝国主义所造成的全球性的不平等产生的愤愤不平——仍然存在并且会一直持续下去。

　　当我们从国家的角度审视家庭时，比如说考察西方国家家庭法的变迁，我们会发现修改的法律条文越来越倡导平等。但是，一旦考虑到世界主义化，情况就变得不同了：在看起来是单一文化的某国家庭里，这实际上会发展成自身、他人、世界三者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之间的敌对情绪会变成家庭成员内部矛盾，同时也会超越某一国的家庭范畴。在发达国家和贫困国家一分为二的这个世界里，家庭正在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它们通过一些形式被拉到了一起，变得相互依赖，同时它们也变得越来越疏远，向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前者得到了极重要的资源，而后者却在失去资源。

　　劳动力市场：工人的全球性竞争

　　《中国社会科学报》：全球化带来的另一个重要影响就是全球劳动力市场的转变。

　　贝克：是的。资本力量的增加促进了劳动力市场的迅速转变。全球劳动力市场正被来回震动，这威胁到了数百万工人和他们家庭的生存。富裕国家的工人们变得可代替了，他们可能会被炒鱿鱼，岗位被来自低收入贫穷国家的工人们所顶替。

　　在第一次现代化时期，单一民族国家仍然强大并且独立，当时国家的分界线阻止了劳动大军的国际竞争。相比之下，在第二次现代化的今天，以外部采购为特色的资本主义导致了本国和外国劳动力之间日益增长的致命竞争，比如韩国工人对日本工人的竞争、波兰商人和英国商人的竞争等。这其中的关系意味着，另一个国家里的陌生人成为了富裕国家的本国居民经济上的敌人，因为这个陌生人正在威胁着他们的工作和薪水。结果，这种针对外国人的敌意像传染病一样传播开来。

　　世界主义化的进程是强制性的，也是结构性的，很多人深受影响但无能为力。他们没有发言权、没有对话权、没有沟通权。国家之间的分界线对于这种强制性的世界主义化也完全不是障碍，世界主义化绕过了所谓国家的权力和主权。它的政治影响是深远的。当工人们的全球性竞争成为现实，富裕地区对外来人口的愤恨日益增加，针对外国人的敌意正在蔓延。

　　实际上，生命世界已经不再是小规模的、孤立守旧的，而是被日益拉进混乱的全球性事件中，却并不需要人们的眼界变得越来越开阔，或是他们变得越来越彬彬有礼。这种生存环境和生命世界的世界主义化不一定会导致意识和心态方面的世界主义。

　　自下而上的“世界建构”

　　《中国社会科学报》：总结您谈的，应该是指全球化时代，人们身体里、家庭里和工作环境里的不平等现象。

　　贝克：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无论社会学经典著作中有没有提及“方法论的世界主义”，如今，“方法论的民族主义”使得“北半球”和“南半球”社会学都对世界主义化的真相视而不见。“阶级”的类别被民族国家这一理论前提俘虏，使得它太狭隘而不足以揭示并理解21世纪初影响数国的、在人们身体里、家庭里和工作环境里的不平等现象。

　　为何？国家的领土、护照和身份认同是一种世俗版本的三位一体。所以，民族主义观点下的社会不平等是颠倒过来的，并且止于国家边界。社会不平等可能很严重，但那都是其他国家的事情；它最多会激起我们内心的愤怒，但在政治上却和我们毫不相关。

　　国家边界在“我们”和“他们”之间画出了一条泾渭分明的界线，政治上彼此不相关，在不平等上就彼此不相干。例如，生活在欧洲，国家的界线让那里的人可以完全无视世界上其他人的苦难。这样的运作是一种双重的排除过程：排除那些已经被排除了的。关于不平等的社会学把不平等和民族国家内的不平等混为一谈，没有正确地反映出其中的任何一部分。全球不平等被如此牢固地“合法化”了，这确实让人惊讶！这种合法性建立在民族国家政府的默认之上，也建立在民族国家的社会学——一种声称与价值无关的社会学之上。

　　《中国社会科学报》：最后，您能从宏观上总结一下世界主义的社会学吗？

　　贝克：Raewyn Connell说：“想要打破欧洲中心主义思想的办法，肯定是去研究其他非欧洲的思想。”我不同意这种说法。为了掌握构成当今世界的现代性拼图，我们需要发现、确定并整合“后南半球”和“后北半球”的理论框架。这一目标并不是说要去重新寻找一个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上帝之眼”，不论它是在法国、澳大利亚、日本、墨西哥、印度、南非或其他任何地方，而是要去为日常生活中的社会学问题找出实质性的答案，即如何去研究这个已经被世界主义化的世界。

　　这就是世界主义社会学的全貌了？它关键性的说服力和目标在哪？不完全的世界主义化是否会导致维持现状以支持全球政府管理？或是世界主义理论可以激发出更强的批判力？它能不能演变成多种批判、自我反思性的世界主义？

　　毫无疑问，“反思性的世界主义”中，我们有一个标准的界限和批判的社会理论。这不是自上而下（好比康德和哈贝马斯），而是自下而上；不是西方的，而是后西方的；不是精英的、“纯粹的”，而是日常的、强制的、“不纯洁的”。我赞同Gerard Delanty的观点：世界主义化意味着个人或者说是“我们”，它的定义不仅涉及“他人”或是“他们”，而是由世界作为第三种文化的形式，抽象提取出来的类别所确定的。世界主义化的世界，它的构造不能用“个人”和“他人”进行简单的划分。因此，它可能会用世界主义的词汇谈论世界开放，也会谈论全球公众借公开话语（这是“个人”和“他人”被编进法律后，社会秩序会出现的新情况）冲击政治交往的形势。

　　总而言之，在世界主义化的时代，标准的界限不再是“国家建构”，而是“世界建构”。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张小溪　王安丽、李国伟/译）

　　

《中国社会科学报》版权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及本网站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