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文明与国家探源是一个世界性的课题。国内学者对文明与国家的认识日益深化，涌现出许多研究成果，但由于关注点不同，理解上仍有分歧。本期刊发范毓周、易建平两位学者的文章，以期引起更深入的研讨。

　　强调理论方法的本土化创新，并不是要中国学者坐井观天，也不是随意杜撰和世界流行理论相对抗的理论方法，而是要在中国历史发展实际中把通过文献、考古资料显现的基本模式归结为既可以阐释中国文明和国家起源与形成的实际问题，又对理解人类文明和国家的普遍模式具有认识价值的理论方法。

　　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问题，是近年国内外学术界普遍关注的重要学术问题，也是当前中国学术界探讨的重大课题。国内学者在探讨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问题的过程中，作了多方面的理论讨论与阐释。其中一些学者对于国内史学界和考古学界的研究理论与方法提出批评，认为“中国文明和国家探源工作一直是历史学研究的一部分”， 以往的研究“囿于狭隘的编史传统”，“缺乏理论的探讨和支持”因而“对处于直观范围之外的社会演变原因一无所知”；并且指出，“中国文明和早期国家探源目前还没有摆脱直觉思辨的成分，仍缺乏重视和强调规律运用的科学方法”。

　　因而，当前研究“根据史籍的记载将夏定为最早的朝代国家，将早于夏的社会称为‘古国’或‘方国’”是不可取的；认为所作的本土化理论探索是“缺乏严谨的科学定义，难以作为具体观察和分析的理论依据”。在这一背景下，有的学者甚至认为中国学者的探究是没有基础和徒劳的。应当说，这种看法在当前学术界颇有一定影响。因此，有关中国文明与国家起源与形成问题的讨论，已经涉及究竟如何对待理论方法本土化的问题。就此问题，笔者阐明自己的观点。

　　国家与文明关联但并不一致

　　应当承认，“文明”一词在中国虽然早已见于《尚书·尧典》、《易传·文言》等传世文献，但是今天学术论著中普遍使用的则是近代以来西方学术传入中国后对英文civilization的翻译用语。

　　Civilization首先是近代人类学术语。17世纪英国人类学家托马斯·霍布斯首先运用civilization来描述与没有文字、艺术的未开化的人类群体相对立的完善、开化的社会状态。随后，18世纪的德国人类学家约翰·戈特弗里德·冯·赫德尔把人类社会的发展划分为原始、野蛮和文明三个阶段，作为表述“文明”和“文明社会”的概念开始流行。1871年，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布迈特·泰勒在其名著《上古文化》中用来论述健全的社会与政治制度后，civilization作为“文明”和“文明社会”的确切表述大体已经具有今天通行的意蕴和内涵。

　　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看，civilization是专指人类社会发展到摆脱史前野蛮状态进入组织完善、发展协调的社会状态，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国家和文明是两个相互关联但并非一致的概念，但就其本质而言，仍然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文明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载体。因而要探索和阐明中国国家起源与形成问题，虽然需要借鉴政治学和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但主要还要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进行考察，才能最终解决问题。而中国文明在世界历史上是唯一绵延至今未曾断裂的文明，不仅留下丰富的历史文献，而且考古资料和出土文献都很丰富，为我们研究中国文明与国家起源和形成问题带来极大的方便。这也是为什么有关此类研究一开始就被放进历史学与考古学视野的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最近甚至国外学者也特别强调：“任何人用任何社会科学来研究中国，或迟或早需要面对一个事实，那就是他必须是一个历史学者。”因此“中国文明和国家探源工作一直是历史学研究的一部分”并没有什么不妥。

　　理论与方法本土化辨正

　　应当看到，中国文明和国家起源与形成问题的研究与探索，虽然从一开始就是从对考古资料的历史学解读开始的，但在其发展过程中并非仅仅“囿于狭隘的编史传统”，“缺乏理论的探讨和支持”，也并非“对处于直观范围之外的社会演变原因一无所知”。只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是以“摩尔根-恩格斯”理论为其主流理论支持和探讨基础的。后来一些学者从国外引入西方流行的 “酋邦理论”、“社会分层理论”、“早期国家理论”等文化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理论后，中国学者随即开始思考能否运用中国本土的历史学概念来解读和阐释这一问题。

　　中国学者在研究进程中，并非没有理论和方法，只是未必都以“酋邦理论”、“社会分层理论”、“早期国家理论”为其指导。试想，没有理论和方法的研究，还能够称为学术探索吗？难道只有依照外来理论方法并严格按照译介者的理解来使用才能称为“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吗？

　　理论方法的精髓在于启迪创新。西方理论只有“为我所用”，才能解决实际问题。一味强调只有西方学者才有创造理论方法的能力，显然低估了中国学者的理论方法创新能力，也是对自己的妄自菲薄。试问，中国学者都是低能和弱智吗，难道一个从事考古学理论研究的学者只以译介为能事、只会在国外理论研究者后面追踪其发展并无理论方法创新，就可以标榜自己是深受哲学或文化人类学训练、精透理论与方法的学界精英了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强调理论方法的本土化创新，并不是要中国学者坐井观天，也不是随意杜撰和世界流行理论相对抗的理论方法，而是要在中国历史发展实际中把通过文献、考古资料显现出来的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模式归结为既可以阐释中国文明和国家起源与形成的实际问题，又对理解人类文明和国家的普遍模式具有认识价值的理论方法。以中国现代考古学家苏秉琦为代表的中国学者把文明形成进程分为古国、方国、帝国三个阶段，对于这一分类目前学界仍有一些争议，如方国研究还需进一步探讨。他在理论方法本土化方面的探索尽管有一些不尽人意的方面，但考虑到中国学术发展的实际情况，这种不足是正常的，但并不意味其“缺乏严谨的科学定义，难以作为具体观察和分析的理论依据”。事实上，我们正是在本土化的理论方法基础上才更好地推进了中国文明和国家起源与形成问题的深入研究，引导大家探寻文献和考古资料背后的内在因素，从而揭示社会演变的深层原因。

　　当然，中国文明和国家起源与形成问题的探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理论方法本土化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笔者深信，中国学者在未来的研究中通过对国际流行理论方法的理解和中国历史发展实际的解读，能够更好地进行理论方法的本土化创新，补充、完善国际流行理论，或创造崭新的理论，并逐渐成为国际主流理论。只要我们做到了这些，本文开头某些学者的偏见自然会烟消云散。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范毓周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历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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