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的影响研究只注重同一影响，而忽视接受变异，因此导致流传学、渊源学、媒介学等研究中只关注“同”而忽视“异”，把影响关系只理解为同一性关系而忽视了其中的变异性关系，这是西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重大缺憾。

　　在西方原有的学科理论框架中，东西方不同文明间比较文学的合法性是受到怀疑的。例如，美国著名比较文学学者韦斯坦因就认为，不同文明间的文学比较并不可行。他在《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中说：“我不否认有些研究是可以的……但却对把文学现象的平行研究扩大到两个不同的文明之间仍然迟疑不决，因为在我看来，只有在一个单一的文明范围内，才能在思想、感情、想象力中发现有意识或无意识地维系传统的共同因素。……而企图在西方和中东或远东的诗歌之间发现相似的模式则较难言之成理。”为什么韦斯坦因认为不同文明间的文学不能比较？因为长期以来，西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认为，比较文学的可比性是求同性：影响研究的可比性是“同源性”，平行研究的可比性是“类同性”，如果没有“同源性”和“类同性”，那就没有可比性。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曹顺庆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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