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报》总第202 期 独家报道“西部纵深行之走进新疆锡伯族”文章之一

　　锡伯族聚居最集中的地方在新疆，这令人颇感意外。然而，事实便是如此。锡伯族清代来到新疆并且在此扎根，其间充满了历史的风云变幻和一个民族的艰辛奉献。

　　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位于新疆伊犁哈萨克族自治州，县城距伊宁市17公里。该县是目前我国锡伯族最为集中的地方之一，也是全国唯一以锡伯族为主体的多民族聚居的自治县。全县人口近19.2万，其中锡伯族人口超过2.2万，在县城内有5000多。

　　察布查尔县所在地历史悠久。公元前3世纪前后，察布查尔地区先后为塞人、大月氏、乌孙的游牧地。公元前60年，西汉设置西域都护府，乌孙受其统辖，察布查尔被正式纳入汉王朝版图。而在清代乾隆年间，锡伯族迁入这一地区，担负起守卫边疆、屯垦生产的任务。从此，锡伯族在祖国的东北和西北遥相呼应。锡伯族在这块土地上写下了波澜壮阔的历史，留下了为民族学、历史学研究者所注目的文化遗产。

　　汽车开出伊宁市，逐渐能看到平旷的田野。因为是夏天，阳光灿烂，伊宁的晴好天气一向如此。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位于伊犁河以南，所以又曾被称为“河南县”。县城街道干净整齐，没有多少高楼分割天空，建筑比较朴素平和。锡伯族、汉族、回族和维吾尔族临近而居，很难分出彼此。

　　靖远寺

　　“先到靖远寺去吧！”听说记者一行要考察察布查尔县锡伯族的物质文化遗产，该县文体局的多位工作人员和普通群众都这么说。

　　他们所说的这座靖远寺位于县城以西5公里处的孙扎齐牛录乡（“牛录”为满语，意为“大箭”，汉译为“佐领”，清代八旗的基层单位）。1892年（清光绪十八年），由锡伯营八旗军民合力积银捐资建成。靖远寺为伊犁九座藏传佛教寺庙之一，对研究锡伯族的宗教建筑具有重要价值。在《靖远寺事宜摘译》、《靖远寺喇嘛记》和《靖远寺》等古籍资料中均有对靖远寺的记载。

　　靖远寺分别于1990年12月9日和2006年5月25日被公布为自治区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山门上悬挂的匾额，用汉语、锡伯语两种文字书写着“靖远寺”三个大字。寺的山门口站立着一对威严的石狮子，红色的墙皮已经有些斑驳。在新疆看到众多清真寺后，见到一座红墙灰瓦的佛教寺庙，令人感到意外之余，也对新疆文明、文化的多样性增进了几分理解。

　　走进山门，第一进房屋展出着锡伯族的研究作品和音乐磁带。其中有《锡伯族研究文集》、《锡伯族历史研究》、《锡伯族档案史料》等研究东北和西北锡伯族的学术著作和资料。磁带则为《锡伯族民歌专辑》和《锡伯族戏曲专辑》两种。玻璃橱内还展示了清代的帽子、妇女绣花鞋、战士头盔、油灯、药罐等文物。

　　寺庙内，橡树、柏树蓊郁，桑树上的桑葚已经成熟。天王殿中分列左右的四大天王为泥塑彩绘。不过，持剑的南方增长天王和持琵琶的东方持国天王背后的墙体几乎已经倒塌殆尽。但幸好是向外倾倒，没有砸坏塑像。墙上留下了巨大的窟窿，可以看到外面的绿树和天光。“这里真应该修缮保护了。”寺内的工作人员惋惜地说。

　　穿过天王殿向前行，到达一层高的大雄宝殿。台阶上的建筑，雕梁画栋，斗拱严整。不过由于年代久远，屋顶和墙体似乎都有些难堪重负。进入之后，可以看到神态、动作各异的十八罗汉造像，还有锡伯文的“佛”字立轴书法。“佛”字用锡伯文写来独有一番风采：字体狭长，遒劲雄浑，又有些近似于图画。与天王殿相似，大雄宝殿的一面墙皮已经脱落，还有一些掉落的砖块摊在屋内。殿中为释迦牟尼的金身塑像，结跏趺坐，双目微闭，左手自然垂放在右脚上，右臂抬起，做中指和拇指相碰的手印。

　　大雄宝殿之后为三世佛大殿。殿为两层建筑，同样雕梁画栋。殿中有过去佛药师佛、现在佛释迦牟尼、未来佛阿弥陀佛等三座金身塑像。像前有香蕉、梨等贡品，甚至还有城隍土地之位的纸做牌位。佛像和莲花宝座上都披有白色的哈达，可知锡伯族过去所信仰的为藏传佛教。萨满教对锡伯族曾经影响很大。在清代，锡伯族的信仰与满族一致，都为藏传佛教。大殿的两侧墙壁，还绘有佛本生故事，同样用汉、锡伯两种文字加以简单说明。

　　记者还注意到，在佛本生故事的图画下，摆放着“锡伯营总管府”的黑色匾牌，长一米有余，用汉和锡伯两种文字烫金书写。

　　风雨关帝庙

　　离开靖远寺，记者直接前往关帝庙。这座关帝庙，位于孙扎齐牛录村的村头，并不像靖远寺一样风貌保存完整。乘车过去，远远地就能看到土灰色的砖墙和斑驳的白色墙皮。在村头，这座关帝庙显得很不起眼。

　　原来的关帝庙主殿并不直接暴露在外面。今天，仍能看到主体建筑前残存着一段不到1米的砖砌短墙，但已是断壁残垣。文物残片满地散落，与当今的砖瓦有很大不同，使人一眼就能分辨出来。

　　关帝庙的主体为一层的土木结构，建造在2米左右高的黄土台基上，双顶的设计扩大了内部空间，而门窗等早已经荡然无存。跳上去看，庙内的梁柱结构犹存，只是已经没有了关羽的像。像已经遭到破坏，原先像后的位置有一个大大的砖石脱落的洞。而东壁还有一个大洞，直到屋檐，成人都可以从中钻出。地面凌乱，甚至有些树枝和垃圾。梁柱上的漆皮几乎已经完全脱落，但是仍残存着一些绘画的痕迹。当年的雕梁画栋，从中可窥见一斑。关帝庙的正面梁柱上悬挂着“孙扎齐牛录关帝庙”的匾牌，还挂着“自治区保护文物”的牌子。但是，当前暴露于风雨的关帝庙似乎并没有得到专门照管。

　　关羽崇拜是锡伯族人的一项文化特征。关羽的忠义，受到锡伯族的崇敬。而锡伯族在清朝，以忠勇著称。关帝文化融入了他们的民族精神。

　　至今，在新疆锡伯族居住地区还流传着关公救助锡伯兵的民间传说。贺灵与佟克力合著的《锡伯族历史与文化》中介绍，“锡伯营总管鄂尔古伦奉命率800名锡伯骑兵赴南疆与叛军作战。在大战中士兵看到一位大红脸，身着红战袍，手提青龙大刀，在千军万马中东杀西砍，杀得叛军抱头逃窜，将匪逼到山脚，为生擒叛首创造了有利条件。从此伊犁锡伯营八个牛录均建造了关帝庙，每逢这一天祭祀关帝爷，祈求人们平安无事。”

　　据悉，在历史上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的锡伯八旗都曾多次建造关帝庙，现仅孙扎齐、纳达齐、乌珠等牛录遗址尚存。

　　图伯特祠堂和大渠

　　在纳达齐牛录乡北街，作为孙扎齐牛录关帝庙的兄弟庙宇，“纳达齐关帝庙”同为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它占地面积约24000平方米，建筑面积约300平方米。这座关帝庙始建于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系该牛录迁移新址后所建。

　　走进这座关帝庙的南大门，如同走进了一段悠远深长的历史。关帝庙大殿的台阶上，落满了桑葚，一位看守人员细心地扫着。伊犁地区植被丰茂，鸟的种类很多。它们在各处婉转地鸣叫着，更衬托出这里的清幽气氛。

　　据悉，这座关帝庙内原有关公半坐像，两旁是关平和周仓像，但是这些塑像都已被毁坏殆尽。庙内正殿东西两壁，各绘有12幅《三国演义》壁画，展现了三顾茅庐、三英战吕布等场景。这些壁画，被认为是锡伯族与关公崇拜密切相关又具有艺术价值的文化遗产。

　　这座关帝庙最为引人注目之处是锡伯族的总管、杰出人物图伯特的祠堂。祠堂中陈设着图伯特胸像，为真人大小的铜像。他长髯垂胸，身着清式对襟上装，双目远视。在像前的供桌上，除了三个铜制香炉，还有两瓶白酒和两只玻璃酒杯。可见，今日的锡伯族人对这位本民族历史上的杰出人物仍然尊崇有加。像的背后，则为察布查尔布哈（即大渠）的龙口图片：蓝天下，绿树葱茏，伊犁河水也作蓝色，这里是察布查尔山口，在大渠的龙口建成之后，伊犁河水流入大渠，灌溉沿路的土地。

　　图伯特的生平简介中说：“嘉庆七年（1802），图伯特为戍守边陲及锡伯黎民之生计，知农政之要，雄才大略，躬身勘察，指挥施工，率军民四百余人，经七年之艰，于嘉庆十三年，凿深一丈，上阔三丈，下阔一丈三，长达二百余里之大渠，谓之‘察布查尔布哈’。辟田千顷，遂大丰殖，功绩卓越。

　　图伯特的重大功绩之一就是带领同族乡亲开凿了这条叫做“察布查尔布哈”的大渠。开凿这条大渠，实际上在当时是为形势所迫。在贺灵与佟克力合著的《锡伯族史》中这样记载：“安定适宜的环境使人口逐年增多，现有的耕地紧蹙不敷耕种，到嘉庆年间，耕地无法再扩展，南岸地势又高，苦于无水，而且锡伯营向无官给口粮米面，亦无‘滋生银两’，在此情况下，解决耕地和粮食问题迫在眉睫。”

　　这条大渠的开凿成功，被认为是清代新疆水利史和屯垦史上的一件大事。1816年徐松所著的《西域水道记》中曾有详细记载：“嘉定初，有部人图默特（即图伯特）创议于察布查尔山口引水，自崖上凿渠，亦东西长二百余里，工费繁钜，部人嗟怨，图默特率排众议，数年乃成，既浚新渠，辟田千顷，遂大丰殖，雄视诸部。”

　　在当时，锡伯族人兴修水利，开荒造田，解决了粮食问题，还发展了畜牧业生产，这也给伊犁其他营树立了典范，得到清政府高度重视。

　　在临近关帝庙的村内，记者看到分支的水渠已经融入居民的日常生活。渠水流经每家的院前，取水非常方便。一位老奶奶坐在渠旁，似乎在回忆往事。

　　汽车开出村子，记者来到这条渠的干渠旁。确实如介绍所说，渠上有近三丈宽，大多数地方仍然是原貌。因为是引伊犁河水，渠水滚滚，水量很大，如同其他地方见到的一样，水色浑黄，不见渠底。

　　这条大渠，不仅仅是铭刻历史记忆的依存，还是一个如同都江堰一样造福后世的“活文物”，仍在发挥着灌溉一方田地、滋养附近百姓的作用。记者在渠所经的地方看到了大片的稻田和绿树，正是有渠水灌溉才出现这样的沃野。在田边，记者遇到一位正在这里劳动的刘姓中年人，他穿着朴素，把胶鞋脱下来夹在肋下。他告诉记者，自己的老家是湖北，因为女儿嫁到这边，所以也到这里劳动。因为有水浇灌，这里的田地与湖北老家的稻田不相上下。(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本报记者　张春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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