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评人：舒建军（《历史研究》编辑）

　　公元前423年，修昔底德因一次解围战失利而被雅典放逐。当他落笔记述那场长达27年之久的“世界大战”时，居然说出了19世纪史学大家兰克的话，即他撰写的历史将“客观如实”。那时还没有历史学，但是肯定有历史——这成为史学的元命题。20世纪中期以后，不仅个人看法，而且历史撰述也进入了历史研究。这是一个大翻转，所有这些都得到了脚踏实地的研究。

　　研究是科学活动。历史是科学——这被认为是19世纪中后期历史科学化以来的论断。或者它是艺术？——毕竟它主要是人的活动，世事无常。《历史研究》2011年第1期集中发表了有关这个话题的三篇论文，用其中一文中达芬奇和布鲁内勒斯基发明的“透视法”来看，“汗青”无疑须置于写、读、看的三维空间才能了然。

　　何元国：《科学的、客观的、超然的？——20世纪以来修昔底德史家形象之浮沉》

　　点评 修昔底德研究在西方是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可以说也成了一门学问。应该说，关于其形象的讨论在西方是比较深入的。从作者以“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着手可以看出，作者的可取之处是排比相关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一些基本论题。因此，我们认为这不完全是史学史研究，而是在讨论历史记载与写作的元命题。这也是新文化史的重心，隐含着历史如何书写、如何呈现这些元理论的触动，可以通过修昔底德研究中该史家形象的揭示来探赜索隐。作者把修氏一百年的形象变迁进行了很好的整合，体现了个人深入的审视。科学的、客观的、超然的形象不仅有颠覆，也有反颠覆，这里面不仅有形象的剧烈变动，更可取的是背后研究路数的不断推进，体现了这些年西方学界关于历史记录、历史呈现、历史实践与表象上的细小进展。

　　不足之处，作者可能还是拘泥于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不敢大踏步地转换到历史实践与表象原理的探讨上去，所以关于背后学术思潮变动的归纳有些力不从心，当然如若展开则需历史与社会科学理论的熟稔。

　　洪庆明：《从社会史到文化史：18世纪法国书籍与社会研究》

　　点评 严格而言，该文是对18世纪法国书籍与社会研究的一个综合评论。但书籍又是个特殊题材，它也是历史记录的一部分，是一个可以客观研究的对象。近些年来，新文化史对此有大量研究，可以说突破最多的研究集中在欧洲18世纪和19世纪，其中18世纪法国的情况更为突出。

　　年鉴学派应用计量方法研究社会经济史所取得的成功直接推动了18世纪法国书籍与社会史研究。新一代的年鉴学派史家，以“系列史”方法为指导，研究书籍的社会经济史，解读书籍的社会文化功用，试图勾勒出18世纪法国的书籍社会学。但此后，在后现代主义理论、文化人类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影响下，史学家的目光从以统计学为基础的书籍社会学转向强调解读的阅读社会学。因此，对18世纪法国书籍与社会的研究，总体上经历了从注重书籍计量到强调文本解读、从书籍社会学到阅读社会学、从文化社会史到社会文化史的转变。

　　不足之处，该文可能不是对18世纪书籍与社会的原创研究，这样可能削弱其对阅读与文化史所涉及问题的前沿的拿捏力度。

　　何平：《意大利文艺复兴艺术家与近代科学革命——以达芬奇和布鲁内勒斯基为中心》

　　点评 从题目上看，艺术推动近代科学革命的话题总是引人注目。“数学透视法”又促使人们获得了看待艺术创作与科学探究活动的现场感，作者的结论是探究性的，认为方法论的实践和创新对科学研究活动有示范作用。这可以从两条线着手：从绘画技巧特别是透视法的应用，探究图像学的意义；从相关艺术家的创作活动入手获取“过程中的发现”，凸显实验现场。一个有利于当时艺术创作和科学研究活动的总体社会环境是必不可少的，那是一个“Bottega时代”——工程师和艺术家复合生产的时代。文章没有宏大时代背景的讨论，而是仍然结合布鲁内勒斯基和达芬奇两人的情况展开论述。但李约瑟难题作为命题本身是绕不过去的。中西类似主题的比较从目前来看，争议还是很大的，尤其是中国的山水画是否与透视法完全没有关系值得进行深入论证，不能以中西不同的先入之见来讨论中西艺术创作活动中的科学因素。另外，置身艺术和科学实践的现场，很难在短期内实现，只能寄希望于将来，深入揭示科学研究的知识生产史，看有无值得引起进一步讨论的问题，比如，也许是艺术创作的其他方面与科学研究突破有更深的契合。（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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