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发展这个民族分散在各处的多民族地区，必须有一个以河西走廊为工商业的中心基地，才能把四围的腹地带动起来，以上是我从同惠的遗梦中扩大出来的那一个开发中国西部的大梦。”

　　“西北民族走廊”是费孝通先生于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的一个学术概念，它是指由河西走廊和陇西走廊组成，内部自成一体的独特地理单元。裕固族、土族、撒拉族、保安族、东乡族五个较小的民族与汉族、藏族、蒙古族、回族等民族共同生活在这里，共同构成了一片五彩缤纷的学术田野。

　　进入夏季，祁连山冰雪消融，在青藏高原东北边缘，油菜花次第开放，西北民族走廊迎来一年中最美好的季节。本报西部纵深行报道小组历时近一个月，横穿整个西北民族走廊，行程上千公里，从西北端的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到东端的东乡族自治县洮河西岸，再到川甘交界的郎木镇，亲身感受一个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西北民族走廊。在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年都乎乡，藏族牧民夏吾措盛上一碗年都乎酸奶，热情邀请路过的记者品尝。一个星期后，在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大河乡，记者和裕固族学者阿尔斯兰一起来到祁连山下的“夏场”，在一户裕固族人家中，品尝了女主人赛里姆用自家产的牦牛奶制作的酸奶。大河和年都乎相隔千里，几乎分别位于西北民族走廊两端，然而两处的酸奶却都是那样的醴甜可口。

　　西北民族走廊是学者们田野调查的宝地，记者考察采访时，不断与学者相遇。在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保安族学者、州政协副主席马世仁赠给记者一本《在“田野”中发现历史：保安族历史与文化研究》。完成该书之前，他曾在甘肃省积石山县和青海省同仁县等地做“田野”，长期的调查获得了大量新资料，建立在其上的研究成果将保安族研究推向了新阶段。采访期间，记者了解到，中央民族大学的学者们正在西北民族走廊调研，以获取更完整的资料。在祁连山北麓的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我国台湾蒙古族学者、诗人席慕容刚结束对西部裕固族的访问，在裕固族作家铁穆尔的陪同下正前往东部裕固族地区。来自匈牙利科学院的教授、国际萨满文化研究会主席霍帕尔此时正与匈牙利青年学者大卫相携而行，他们将前往循化县、肃南县考察撒拉族和裕固族。在西宁，记者偶遇我国台湾学者王明珂，他刚从肃南县归来，正要前往同仁县考察当地土族的“六月会”。此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刘魁立也已动身前往同仁，再赴热贡会友。

　　学者们在这条走廊上沐风栉雨，我们也将踩着前人的脚印继续前进。一路上，不停翻阅前辈们有关西北民族走廊的精彩文章，记者感到从未有过的充实。20世纪30年代，记者范长江从成都开始其西北考察报道《中国的西北角》，他的路线部分与西北走廊重合，对于沿途各民族状况的观察至今仍有参考价值。80年代，学者费孝通将其学术关注点西移到甘青交界，完成了一系列重要学术随笔，明确提出了西北民族走廊的学术概念，并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重要组成。

　　穿行在西北民族走廊，费孝通先生的文章对记者触动最大。费老在《青春作伴好还乡》中写道：“我从民族研究的实践中也曾看中过土族在内的处于甘肃、青海到四川西部的那一条民族走廊里的一些人数不多的小民族”，“曾设想过如果从历史上，从现在的语言、体质、文物、社会结构、风俗习惯、神话、传说等等，综合起来，进行考察可以解决很多问题，诸如民族的形成、接触、融合、变化等”。与先生当年所见相比，今天的西北民族走廊已有很大不同，在现代化进程中，各民族同胞在向前发展中面临各种问题。

　　比如，费老曾提出“两南兴藏”、“反弹琵琶”，即发展甘南、肃南的现代化科技和牧业，以期从外围“在文化与经济上对藏族中心地区产生现代化的反馈作用”。而今天，甘南的藏族和肃南的裕固族面临着不同的问题。经甘南藏族自治州阿木去乎乡时，成群的细毛羊、牦牛占据川甘之间的213国道，牧民次仁骑着高头大马，扬鞭归牧，让人感受到他发自内心的快乐。在肃南裕固族自治州则是另一番景象。虽然今年的草原“夏场”由于雨水充沛，分外茂盛，但牧民对牧场的前景有所担忧，由于祁连山生态保护项目的推进，裕固族面临限牧、退牧甚至可能整体转型的大问题。

　　当年费孝通先生念兹在兹的是实现中国西部的现代化。“要发展这个民族分散在各处的多民族地区，必须有一个以河西走廊为工商业的中心基地，才能把四围的腹地带动起来，以上是我从同惠的遗梦中扩大出来的那一个开发中国西部的大梦。”在新一轮西部大开发中，针对各民族面临的新问题，学者们应传承费老的学术责任感，在扎实的田野资料和研究成果基础上，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和措施。（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本报记者　曾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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