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开展灾后对日外交

　　编者按：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我国与发达国家和周边国家的外交，而无论是从“对发达国家外交”还是从“对周边国家外交”看，对日外交都是中国外交的重点。2011年3月11日开始的强震、海啸、核泄漏等一系列灾害，把日本带入了“二战结束以来的最大危机”之中。面对日本灾后这一新形势，中国如何开展对日外交？本期三篇文章的作者畅谈了自己的见解。

　　随着地震、海啸、核泄漏造成的毁灭性恐慌渐趋稳定，日本精英阶层试图超越“战后最大危机”的“灾后政治”战略思想活跃起来，外交也从昏暗的危机管理中复苏。应该注意到，“灾后政治”被赋予了结束“战后”的区隔功能，对于“战后遗留问题”并未解决的中日关系而言，意味着日本将背负历史纠葛而寻求“复兴”主题的利益。因此，无论在历史连续性维度上理解，还是从东亚地缘政治视野把握，中国面临着更具挑战性的日本外交，须从多方面准备应对。

　　克服脱离实际的国际关系人情化想象

　　作为灾后重建的智囊机构，菅直人首相于4月11日设置以知名学者为主的“复兴构想会议”。在此前后，议长代理、东京大学教授御厨贵提出了终结“战后”的“灾后政治时代”命题。他认为：“3·11”灾难给漫长的“战后”打上了终止符，重建国家乃“灾后政治”的最大课题，“战后政治”的常识已经失效，“战后性”朝野政党对立“完全没有意义”，应当寻求“关东大震灾”时期后藤新平那样“救国的异端型人才”。

　　在日本帝国扩张史上，后藤新平是“殖民地经营”代表性人物。1923年日本发生“关东大地震”，官至内务大臣的后藤所主持的“帝都复兴”计划构筑了现在东京的城市框架；但他否定政党政治，推行无视土地财产私有权的独裁开发。“灾后政治”论的逻辑表明，它是利用“救国”的压倒性心理需求，把专制主义、殖民主义之类与“战后”思想不相容的“异端”价值重新正统化、主流化的策略性话语。因此，其国际政治论的“反战后性”更加明显，认为“战后”之说使“那场战争”绝对化了，东亚邻国动辄搞“战争责任”批判；在“灾后”语境下，这类“敌视日本”的外交将不易得手。由此可见蔑视战争受害国思想的连续性。

　　然而，日本“灾后”的中国舆论或某些学者喜谈“日本民族优越论”，主张对日本的“钓鱼岛攻势”保持克制、对核污水排放低调反应的“顾全大局论”，渲染中国援助有利于改善形象和民意的“效果论”或“目的论”，可谓“新思维”余韵未了之际对“灾后政治”论的心领神会或无师自通。中国必须克服这种脱离实际的国际关系人情化想象，以扎实的学术研究创造有主体性的外交思想资源，对内凝聚主流民意，对外争取设置国际关系议程的话语能力平衡。否则，有违尊严与利益的中日关系越发扭曲而难以处理，并加剧国内政治的紧张。

　　提高情报能力 强化监管体制

　　作为一种人情化景观，“灾后”日本活跃着“大爱无疆”的国际援助，但更活跃着通常不被大众媒体注意的情报战，比如美国直接派遣专家和特种部队，俄国进行空中、海上的调查和监控，韩国则对核污水排放作出强烈反应。相应地，日本与美国全方位合作，对俄、韩也表现出克制和谦恭。但对于中国，日本在转运援助物资问题上造成不愉快气氛，一再发起国内政治坑道中的“钓鱼岛攻势”，还对东海油气田附近海域的中国舰载直升机“异常接近”作出外交抗议。至于核危机事态，中国基本上被置于观众地位；但日本首先在中国举办旨在消解对其产品、旅行安全性怀疑的情报公关活动，反映了“市场中国观”的心理定位。这表明，兼具“软实力”和“硬实力”两面性的情报能力也决定着国家的外交地位。

　　“市场中国观”是忽视中国主体性价值的“工具关系”投射。但日本核事故造成空气、海域污染和大量受辐射物品，使东亚邻国面临安全威胁，正考验着中国自身的主体性意识。日本政府公开核事故情报的程度和速度受到广泛批评，却把疑惧性应对指为“流言损害”。中国若不及时掌握准确情报、强化监管体制，难免处于话语权竞争被动、实际利益受损的境地。

　　比较国际关系研究表明，外交地位和情报能力相互促进，最大程度地维护着国家利益。不过应该清楚的是，情报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生了从秘密谍报战向公开信息战的转型，国际政治斗争不再依靠谍报工作获取对方的决策机密，而主要通过控制信息公开流程、传播知识思想、设置问题议程等诱导对方的决策。可以说，中国外交能力的提高需要一场从观念到体制的传播政治学革命。

　　掌握应对传统威胁和新威胁的理论武装

　　日本极力控制核危机的情报公开流程，美、俄、韩则极力争取关于真相、知识、能力的传播主体地位，这是新威胁形势下重建国际体系权力与利益格局的大博弈。

　　在当今非意识形态化的全球主义话语中，所谓“威胁论”有传统的军事威胁和引发经济、环境危机的新威胁之分。事实上，“新威胁国家”本就是传统威胁国家。日本虽纠正侵略政策、创造了和平发展纪录，但在美国鼓励下重整军备，尤其在战争责任和历史遗留问题上坚持对东亚邻国的敌视、蔑视，这种与侵略战争有关的国家立场当然属于传统威胁范畴。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价值观残留决定了其过度的国家欲望和不负责任的差别主义行为模式。而发展主义语境下的后殖民经济扩张使美国得以把日本的核欲望塑造为“和平核能”的商机，日本保守政治则乘势而上，一方面积蓄核技术与核原料，一方面以“官商国家体制”实施对发展中国家的“核电出口”战略，追求“和平核能”的“雁行模式”利润。帝国、政府、人民、发展中国家之等级性差别是冷酷的，当自欺欺人的核电安全神话演变成“多重防护体系”的形式主义广告，军事性的传统威胁国家就以“和平设施”爆炸的方式变成害人害己的新威胁国家了。

　　周恩来总理在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时曾有一句名言：军国主义侵略战争“使得中国人民遭受重大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这是对传统威胁的观察。新威胁则反了过来，即核国家主义“和平设施”爆炸“使得日本人民遭受重大灾难，东亚邻国也深受其害”。事实证明，为友好而放弃赔偿要求、宽释战争罪犯虽然人道，但并没有感化日本保守政治脱离威胁主义路线；同样，现在的“大爱援助论”、“克制反应论”、“稳定大局论”也未见有使其改弦更张的明显迹象。

　　日本已有不少学者指出，军国主义与核国家主义有着历史连续性，作为人祸的“核电站震灾”正是美国东亚战略和日本保守政治在“战后”历史中埋下的“定时炸弹”。总之，未经彻底改造的传统威胁国家发展成了新威胁国家，“战后”处理的烂尾化从一个方面孕育了“没想到”的核灾难。中国外交需要学习这些破解“终结战后”困局和辩论“灾后政治”虚构性的基本知识，掌握应对传统威胁和新威胁必要的理论武装，推动中日关系和东亚政治实现历史和解，摆脱冷战陷阱。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刘建平　单位：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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