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3月，日本东北地区发生了大地震及其引发的海啸及核泄漏这一罕见的“复合型灾害”。救灾与重建在今后很长时期都将成为日本国内的工作重点，这也给我国对日外交工作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

　　从日本国内政治看，鉴于执政环境不断恶化，菅直人内阁面临日益严峻的执政挑战。在国会方面，执政的民主党和在野党呈现出分别在众参两院占据优势的“扭曲国会”的局面。灾害发生后，国会政治斗争一度让位于合力应对“国难”。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民主党在国会内部愈发强烈地感受到来自在野党的压力。值得注意的是，民主党内并不团结，党内部分实力派人物提出对菅直人的不信任甚至威胁退出民主党。因此，民主党能否团结一致来确保执政地位，这在未来具有一定变数。在官僚方面，民主党政权并未真正、有效地驾驭官僚，此次应对灾害中出现的信息混乱、缺乏协调等即是有力的证据。内阁能否在削弱官僚决策权与利用官僚的专业知识能力之间掌握平衡，最终驾驭乃至与官僚实现和谐共处，却并不乐观。在舆论方面，现内阁支持率持续走低。灾害发生后，日本举国关注此次危机，这对菅直人内阁无疑是“救命稻草”。但进入4月，日本舆论对政府的质疑与批评日渐增多，内阁支持率也降到低位。

　　由于受到来自领导人、国会执政党与在野党的政策协调与政治斗争、政官关系、社会舆论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未来日本政局风险水平总体较高。菅直人尚未明确何时辞职，但本届内阁已具有明显的“末期政权”特征。

　　针对灾后重建阶段日本国内特点及对日外交面临的新任务，我国应有针对性地重点做如下工作：

　　第一，继续对日提供必要的支援。日本大地震发生后，我国主动提出派遣救援队并提供了资金、物资和人力援助。派遣救援队正式赴日开展救援工作，这是划时代的事件，将载入中日关系的史册。在日本灾后重建的新阶段，应根据实际需要，以研修生等渠道向日本派遣清障、基建、医护等相关人员。

　　第二，有效促进国内资金投资日本震区的企业。在重建阶段，日本国内受灾企业将不同程度地面临资金压力，而这些企业又拥有较为成熟的先进技术。作为我国“走出去”战略的一环，可通过投资此类企业来拓展投资渠道和引进先进技术。

　　第三，构筑和拓宽中日合作的机制化渠道。在应对灾害以及安全利用核能方面，尽管此次蒙受巨大损失，但日本在应对灾害方面仍具有很强的能力，也有着丰富的经验。今后，日本将进一步改革和完善防灾体系。鉴于此，我国应以日本大地震及灾后重建为契机，重视同日本建立起围绕地震、海啸等方面沟通与合作的长效机制。日本的核泄漏危机也将促进日本对核能政策进行较大规模的修改和完善，我国可动态跟踪，加强专项研究。

　　第四，防范制约中日关系发展的消极因素。就中日关系的发展阶段而言，两国关系正经历着新的转型，双方国内参与和影响外交政策的相关行为体都在经历着一个综合实力、国民心理、国家战略的全方位调整，此次日本的灾害无疑进一步加剧了该过程。从综合实力上看，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带来的长期萧条与中国的快速“崛起”这一局面形成了鲜明对比；从国民心理上看，综合实力的变化不可避免地使国民心理经历一个逐步调试的适应过程；从国家战略上看，中日两国均面临着与国家实力及国民心理相适应的战略调整。对日本而言，未来是按照“普通国家”的道路发展，还是选择走“民生大国”路线，抑或是取“中道国家”而行之，今后日本的政治实践将给出答案。

　　在日本灾后重建阶段，在中日两国战略互惠关系框架下实现互利和共赢将是中日关系发展的主旋律，也将被两国决策层所重视、继承和发展。但与此同时，价值观、主权与利益等因素势必会反复困扰中日关系。目前，日本国内政局不稳，在制约中日关系发展的敏感问题上，凭借对中国保持强硬来达到政治抱负的可能性并不能排除，这也势必损害两国关系。当中日关系中出现争议性问题时，两国的决策层应当尽可能理性地选择“恰当”的外交政策方针、“有节”的应对措施以及“有效”的沟通渠道，将冲突置于特定的框架中去处理，以避免与全局利益发生冲突。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张勇　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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