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社会科学报》“亚太三人行”栏目第三期在日本大和总研的多媒体工作室顺利进行。受访者为日本著名政治家、财团法人地域创造理事麻生渡先生。我们与麻生先生围绕日本政治改革和中日关系等相关话题展开了访谈。

　　1 “中日樱花园”促友好关系

　　川村雄介：麻生渡先生曾长期担任福冈县知事、日本全国知事会会长的要职，是日本地方自治的领军人物。您不仅了解日本中央政府的运作，还熟悉地方自治的实际情况。福冈与亚洲特别是与中国有很深的渊源。麻生先生您与中国的缘分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麻生渡：我在京都大学读书的时候，学校里有很多学生活动，我加入了中国研究会。当时毛泽东领导下的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运动给中国带来了巨大变化。我当时基于对日本未来的考虑开始研究中国。我进入日本通产省工作的时候，虽然日中还没有建交，但两国之间在贸易等多个领域已经开始交流了。为了同中国政府的要员进行沟通，我被安排去学习中文，但仅仅学习了半年。

　　川村雄介：您在长达16年的时间里主政福冈县，请您介绍一下在担任福冈县知事时与中国之间的交流情况。

　　麻生渡：首先，福冈县与江苏省在经济、青少年交流、森林、环境和文化等领域进行了友好交流。比如，现在盛行的文化交流方面，以九州国立博物馆为代表的博物馆交流作为重点正在实施中。交流中一个很有意义的成果是在南京中山公园里面建造了“中日樱花园”。当时双方想通过某种方式来加强中日友好关系，于是通过募集基金建造了这个公园。这是象征中日友好的樱花园。现在这个公园已经拥有2000多颗樱花树，成为了一个面积很大的樱花园。每年春天我们都要从福冈到南京去赏樱花。江苏省还特地赠送给我们珍贵的太湖奇石，我们在县厅前面的县立公园里面建造了“江苏园”。

　　薛军：在中日交流中您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麻生渡：在这16年里，江苏省乃至整个中国的飞速发展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第一次去南京的时候，南京站前面到处都是露天住宿的外出务工人员。现在，很气派的南京站建起来了，风景也变得很漂亮了。

　　2 “中央政府主外，地方政府主内”

　　川村雄介：一般来讲，中国的政府职能部门的权力是非常大的。日本国内现在正在争论有关地方自治以及中央和地方自治体的关系等方面的问题。身为这方面的权威，您有哪些见解？

　　麻生渡：就中国中央政府和江苏省的关系而言，我认为中央政府的权力很大。在中央政府的大政方针下，地方政府根据各自情况具体实施。分税制改革就是一个很大的变化，中央税与地方税分开，各有各的征税机构。

　　川村雄介：您认为日本中央政府和地方自治体之间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

　　麻生渡：在这方面我认为很有必要下决心分权给地方。在老龄化社会中，重视老年人和让老年人安心生活是很重要的课题。如何让老年人每天快乐安心地生活，不同地方的家庭和社会对此认识是不一样的。因此必须根据不同地方的不同情况来制定政策，否则不可能适应社会构造的变化以创造和谐社会。在应对少子化问题方面，也必须根据不同的地区来制定不同的生育政策。如果不下决心分权的话，也会增加社会成本。下决心分权对全球化和适应国际规则也是很重要的，最典型的就是环境问题，在全球范围内不能靠一个国家而是需要世界各国制定环境方面的政策来应对。在税费征收、知识产权保护、合理的企业治理、合理的股票市场、金融制度、传播方式等方面制定世界通用标准是很重要的。在我看来，所谓国家的作用，在于在制定世界规则时如何最大限度地争取到更大的发言权以及如何尽可能地发挥领导作用，这些应该是中央政府工作的重点。现在日本地方上有要求自治的诉求，并且在人才储备等方面也很完善，应该下决心把内政放给地方，中央政府主要精力应该放在对外关系方面。我认为，应该下决心减少地方事务给中央政府造成的负担，建立“中央政府主外，地方政府主内”的分工制度。

　　3 建立“福冈亚洲战略特区”

　　川村雄介：您在担任知事的时候曾经提出过把福冈建设成为亚洲特区的构想。请您谈谈具体想法。还有一个问题，现在地区之间发展极不平衡，以前中央政府可以通过财政再分配来调节地区差距，以后地方分权的话，各地只顾积聚自己的财富，如何解决地区差距问题？

　　麻生渡：福冈县在历史上就是日本与亚洲各国进行经济和文化交流的重要地区。今后我们希望福冈县能与亚洲共同发展。

　　明治维新以来，在日本有两种思潮。一种是福泽谕吉的“脱亚入欧论”，脱离落后的亚洲，进入欧美国家的行列。与之相对的是福冈地区一直以来主张的“大亚洲主义”。在此思潮下，我们支持过孙中山的革命，支持过亚洲各国建立近代新型国家，并与之携手共同发展。我们将来前进的方向就是实现与亚洲各国共同繁荣。我们想通过建立以“福冈亚洲战略特区”命名的综合特区来实现这一目标。

　　这一特区具备五个方面的功能。首先，与亚洲各国共同努力，通过产、官、学的通力合作以及对研究开发费用的不断投入，发展能带动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兴产业。福冈县正在着重发展汽车、半导体、生物工程、氢能源、机器人等产业，它将作为一个尖端科技区域带动亚洲新兴产业的发展。其次是需要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交流。中小企业是商务活动中非常重要的一环。我们应该以中小企业为中心，促进亚洲的交流和发展。我们邀请了60名泰国的中小企业业主到福冈的中小企业参观，并与福冈的中小企业业主就“通过什么方式来经营企业、如何处理与员工的关系”等问题进行座谈。接下来我们也会到国外去交流。通过这些，我们希望建立起良好的合作伙伴关系。再次是环境问题。北九州市以前的产业公害问题很严重，但通过各种努力现在已变成了一个很漂亮的城市。

　　川村雄介：知事先生小的时候是否听说过，由于过度的污染使得停在北九州港口中的铁船的锚都被腐蚀溶化了。

　　麻生渡：我小时候有“七种烟”的说法，不同颜色的烟不断地交替冒出，这是日本经济复兴的标志。我们在保护空气、水资源以及处理污水等方面有丰富的经验。福冈可以带动整个亚洲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具体行动上，我们开征了产业废弃税，并用这部分钱来进行亚洲环境人才研修项目。该项目邀请各国的环境官员，用大约三个月的时间参观现场和了解福冈环境治理的历史，探讨现在应该怎么做、怎样通过建立法律制度来保护环境。在中国、越南、泰国和印度的部分地区，这种环境人才网络正一步步建立起来。第四个方面是发展文化产业。当今亚洲年轻人文化发展迅速。日本的流行歌星在北京、上海、香港都非常受欢迎，日本的漫画、电影、饮食也一样受欢迎。福冈成为了推动亚洲共同饮食文化发展的发散地。现在，我们在一个叫“asianbeat”的国际网络上用日语、韩语、越南语、泰语、汉语普通话、粤语向六个国家发布亚洲年轻人的信息。最后一点是“FACo�福冈亚洲收藏展”。虽然巴黎、东京也有此类收藏展，但是我们是以亚洲流行文化为目标。我们也正在把福冈建设成为亚洲美发业和高水平医疗业的中心。要做到这些，还要配套世界一流的基础设施。我们要通过以上五点让福冈成为为亚洲作贡献的中心，这正是福冈亚洲综合战略特区的构想。

　　对于川村先生提的第二个问题，确实存在地区间差距。地方补助金作为保证各级行政机构的最低财政支出，是必须要维持的。但是，全囯水平都一样的话，反而会阻碍各地因地制宜，必须考虑以各地的创造性、自主努力和自尊为根本来设定地方补助金。

　　川村雄介：最近日本的地方政治改革方面的确值得进一步探讨。

　　4 中国的干部培训制度值得关注

　　薛军：日本在经济高速增长期获得了极大成功。我认为，取得成功是因为很好地保持了中央政府功能和地方政府功能之间的平衡，请介绍一下这方面的经验。另外，对于中央和地方的分权，您认为日本的哪些经验教训对中国有借鉴作用？

　　麻生渡：中国的统治制度是在长期历史进程中形成的。一方面，通过中国历史上有名的科举制度，皇帝派遣科举考试的合格者到各地任职。另一方面，各地根据地区情况的不同因地制宜、各地为政。这两个方面在中国历史上经常出现。现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每年会派20—30人来福冈参观学习。相对于以往只关注经济问题，他们现在更关注的是怎样解决环境问题、老龄化社会问题。我认为，中央党校的这种干部培养体系是很成功的。中央政府非常积极地培养人才，并且合理地对人才进行了分配。我认为这是植根于中国传统的一种很好的制度。

　　薛军：最近和某个县的县议员聊天，发现他不知道去年日本政府公布的《日本中长期构想》。问他为什么不知道时，他回答说对执政党民主党的政策没有兴趣。我认为政府的方针与每个人都密切相关，但为什么当事者的意识却很淡薄。中国共产党干部的任命制度显然不同于日本的制度。请您结合日本的情况，谈谈两种制度有哪些不同？

　　麻生渡：说到底还是中央政府通过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培养人才并把这些人才进行任命的做法。这种制度中存在着缺乏民主监督的问题。中国现在的制度是非常重视效率和决定权的政治体系。我认为如果不这样做的话，就不能把资源和人才彻底地集中到国家发展需要的地方。不过中国正逐渐超越这一发展阶段。

　　5 日本应该进一步推进政治主导的改革

　　川村雄介：最近在日本国内，全面否定官僚体制的言论非常引人瞩目。在成长过程中出现社会制度的不适应是很正常的。但另一方面，我还没有看到能代替以前制度的新制度出现。

　　麻生渡：总而言之，官僚主导型向政治主导型转换是必须的一个趋势。但它很不顺利。日本的发展环境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全球化迅速发展的时代，必须有与众不同的想法。而我们却没有准备好应对这种转变。官僚机构没能够洞察世界的变化，没有好好考虑对未来的构想，也没有应对方针。日本有向世界谦虚学习的历史，所以日本应该进一步推进政治主导的改革。政治主导型也好，官僚主导型制度也好，这不只是使用词汇的不同，二者都必须认真考虑现在的问题是什么，要怎样解决，制定出具体的计划。日本必须向世界学习，要更谦虚地去面对国内问题和国际问题，并从中制定出最适合日本社会的方法。

　　日本经济不景气也是日本政治改革的一个很大因素。在如此激烈的环境下，日本人平均寿命83岁，这样长的平均寿命在人类史上和世界文明史上还是第一次。日本必须解决好这个前所未有的问题。在这样一个老龄化的社会，怎样让人民更幸福、制定什么样的计划等，也是正快速步入老龄化社会的中国将要面对的问题。老龄化是21世纪各国的共同课题，日本是最早面对这个问题的国家，困难可想而知。我认为日本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日本应该站在世界最前端以一种新的思维来解决这个问题。

　　6 危机管理的核心仍然是国家

　　薛军：我想再问一个问题，是关于这次地震的。可以说这次震灾不只是日本的灾难，也是整个人类的灾难。中国的地震灾害也不少，比如说四川大地震等。我想请教一下，站在知事的立场来看，您怎样看待地方政府的危机应对机制以及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联合应对危机管理的机制？

　　麻生渡：危机管理的核心仍然是国家。这次的震灾很显然是国家级的。通过这次救灾行动，也暴露了我们在国家层次上应对危机中存在的问题。为了渡过危机，我们要采取与平时不同的处理原则。但是，现在日本还没有明确的灾害应对机制，我们必须要建立这种机制。例如，由于处理不当等原因发生了核电站事故，在处理这一事故的现场作业中，按照通常的标准去处置是行不通的。这就必须要采用其他标准，必须冷静检讨如何应对超出通常标准范围的问题。我想这次反省必须包含以上问题。

　　另外，这次震灾中，地方政府要比中央更积极有效，例如，对受灾的3个县提供人力和物质支援等方面，地方政府能够非常迅速地通过各自的判断来采取行动。在应对危机的最初阶段，地方可以更早地采取积极行动，并且地方政府毫不吝啬地向灾区派遣了相关救灾人员。地方在提高了应对危机能力的同时也实施了分权改革，改变了过去那种中央和地方对等的观点。

　　7 “草根交流”也很重要

　　川村雄介：在大和总研制定灾后复兴支援计划的过程中，以及其他所涉及的各种各样的相关事件中，与知事所说的情况基本相符。从这次事件来看，地方政府制定各种方案和实施行动的动作非常迅速，而且具有实效性。接下来想请您谈谈，从地方自治体的角度看今后日中交流的前景以及需要解决的问题。

　　麻生渡：在日中交流的问题上，我们也认为，地方间的区域交流是“草根交流”，这是非常重要的。国家间的交流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也会有利益冲突，这也是很正常的。但是，日中两国在稳定互相补充、互相合作的双边关系方面，两国民众能够相互理解并能成为朋友是非常重要的。在创造这种稳定的相互理解的双边关系中，我们地区间的交流是非常重要的。我也认为，日中之间在很多时候确实会有一些危机存在。大多数人都怀着强烈的日中友好愿望，并认为日中友谊应该超越各种危机。我想，日中友好仍然是两国将来交往的重要基础。在促进日中友好方面，地区间的交流是非常重要的。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川村雄介　薛军　本访谈实况视频将发表于日本“大和证券”网络电视www.daiwatv.jp。有关本访谈的日文版报道将发表于日经BP网络在线www.nikkeibp.co.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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