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皇皇750万言的《清史稿辞典》，应属学界盛事，值得称道，对于读者解读《清史稿》、增益清史知识，意义非凡。然而，该辞典却功力不逮，有失风雅，其所收录的6万余词条中，谬误不下3000条，全书问题严重，令人失望。

　　体例不一 毫无章法

　　辞书本应是最具典型、最有典范意义之书。除其内容翔实、精准外，尤为重要的，应是体例规范统一、编辑谨严、表述明晰、概括恰当、逻辑周延，各部分彼此呼应、协调完整。该辞典却恰恰相反，呈现一片混乱之态。

　　收词立目的混乱。错收错立、滥收滥立与当收不收。作为辞典，该收该立什么词目，应有严格的原则与标准。该辞典却随意而为，该收词不收，不该收词而错收、滥收；当立目不立，不当立目而错立、滥立。没有统一规范，造成全书杂乱无章。如除立“给事中”、“都给事中”、“六科给事中”外，又设立“礼科给事中”、“工科给事中”，但却没有“吏”、“户”、“兵”、“刑”四科给事中。有立有不立，给人以混乱。且滥收严重，诸如将“不妨”、“水田”、“京师”、“葡萄”等数百条十分浅显之词收录并作解释。而有关清史的重要词语却没有收录。如地理志中“府”、“州”、“县”等名称之下，常常标以“衝”、“繁”、“疲”、“难”、“简”、“要”及“倚”等字词，何义？如立条目加以解释，是最能体现该辞典特色的，却概付阙如。

　　条目设置中变通与拘泥交织的混乱。《清史稿辞典》虽然规定凡是《清史稿》正文中出现的名词，均予收录，立为词条。然而在特定语境中出现的名物，又不能原样照录立为词条，而应依据常规适当处理，再立为条目。诸如一字县，在地理志总体说明时，有时只以一字出现，而无“县”字的后缀。本来，通常使用时，一字后须加上一个“县”字，这是自古以来约定俗成的。其实该辞典中不乏这种变通之例。但不加变通以拘泥方式，即按《清史稿》原样照录立为地名条目的，足有600余条。辞书中，一般条目设置中有主条即正条、辅条即参见条之分。主条与辅条如何综合统分，其却缺乏总体考虑，相当混乱。或应设参见条而不设参见条，致重要词条遗漏；或虽设参见条，却无着落、无呼应之情形，如“四贝勒”条称：“见‘太宗’。”然而“太宗”条里，却没有“四贝勒”字样。

　　行文的混乱。概括语无统一规范，表述不一。凡词条都应有标明定位的概括语。该辞典的概括语却缺乏统一标准，在人物词条方面尤为突出。人物的概括语既繁琐杂乱，又漫无标准。如同为人妻，或曰“民妇”、或曰“民女”，无异于自造混乱。更怪异的，同为一人的妻与妾，妻是“官妇”，妾竟是“民妇”。（见第1506页）还有，同一属性却有不同定性语，如同为清朝将领的潘龙及潘永禧，前者因随吴世璠叛清，定性语为“清朝叛将”；后者虽随金声桓叛清，定性语却是“清朝将领”。（分见第2548、2549页）事一处异，皆属随意而为。

　　称呼的混乱。清代有大量的封爵，特别是藩部封爵，代代承袭。称公爵以上者如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及公为王公，名副其实；然而称台吉、塔布囊亦为王公，则不正确。这种毫无规范的表述情形，不下200处。按常理说，在严谨的辞典之中，不论对任何人物的称谓，都应用其本名。然而本辞典称述皇帝时，使用庙号的竟多达1000余处。

　　八旗称谓表述的乱象。清朝从初创时即有的八旗制，是一种特殊制度，军民都在其统属之下，即所谓的以旗统兵、以旗统人。因而凡言某人在八旗中的位置，只能先言旗别，后言分属，而不能倒置。《清史稿》在表述八旗时，倒置、混淆等错乱现象比比皆是，这不准确，严格说是不正确的。该辞典虽对此谬误有所纠正，然而，由于编辑的混乱，对八旗称谓错乱的表述依然存在，且不下百条之多。

　　释文中义项排列无序，随意而为。当某一词条有多个义项时，应有顺序，特别是时间顺序，然而该辞典却无此规矩，颠倒无序排列的有200余条。

　　冗繁的赘文比比可见。表现在：清朝年号之前一再加“清”字。本是有关清史的辞典，释文中所提清代年号，按常识不会理解成其他朝代，所以其前不应再标以“清”（或“后金”）字样。而该辞典在清代年号之前加“清”字的，不下1100余处；已标明生卒年，文末又谈论卒于何年，乃至卒年多少岁的赘文，有600余条。而地名释文中，或大讲历史沿革而不涉及清代；或详细描绘景象；或记传说掌故；或大讲物产特产及名胜古迹等等，这类脱离清史的范围或多与清史无关的冗长赘文，至少2200余条。典籍释文中，或繁琐叙述卷帙内容，乃至人名、篇名，以及诗篇多少者有1200余条；或频繁罗列版本，该辞典中几乎每部典籍都有版本介绍，仅列举3种以上版本的就不少于300余条；或反复介绍著录情况，足有200余条；或不厌其烦地列举现今藏书单位，多达300余条。

　　谬误频现 是非混淆

　　作为以诠释《清史稿》为载体的清史辞典，其首要任务是指出和纠正《清史稿》本身所存在的诸多谬误，精准阐释清史知识、挖掘清史要义。该辞典却不然，它不仅对《清史稿》的纠错极为不力，相反却延续了其大量的错误，甚至更有荒诞离奇的谬解，以至于把许多不仅是清史的，甚至一般常识性的问题都弄错、弄混。其结果非但没有纠偏释错，还散布了更多的谬误。

　　史实错误。可谓遍布全书。主要有：

　　史事悖谬之错。或张冠李戴：如称顺治帝于顺治十三年，南巡至苏州时，以不法罪杖杀三遮和尚（见第43页“三遮”条）。大谬，顺治帝从来没有南巡过，往南最远不过到达南苑，不出京师百里，怎么会有南巡之事？这是将李森先巡按江南误解为顺治帝南巡。称孔允植为“初名。后避清帝讳改名胤植，又改名荫植”（见第361页）。颠倒混淆。其实胤植是他的本名，允植是为避雍正帝讳，在他死后才被追改的。这里竟不知道避哪位清帝的讳、避其何讳，才会犯如此常识性的错误。称顺治二年吴应箕“起兵响应金声桓反清，兵败被杀”。（见第806页）错。金声桓反清归明是顺治五年，此处将金声误认为金声桓，完全弄错了。

　　或臆造荒谬：称明朝大臣沈廷扬“及南都陷，航海至舟山，福王授兵部右侍郎”（见第864页）。错。南都既然被攻陷，弘光朝便不复存在，怎么可能有“福王”（弘光帝）？称“绍兴”为“南明鲁王朱以海监国于绍兴所用年号。元年（1645）为顺治二年”（见第1903页）。错。凡是称帝建元才有年号，所谓监国，即太子或臣下暂时监理国事、执掌国政，怎么会有年号？鲁王监国也从来没有年号。而且鲁王监国元年是顺治三年（1646），并不是顺治二年。说“肇庆”是“南明桂王朱由榔政权初用年号。行三年，元年为顺治三年。后改用永历”（见第2416页）。错。没有这回事。朱由榔称帝建元只有一个年号，即永历。永历元年是顺治四年，而不是顺治三年。所谓的南明桂王朱由榔，也是不正确的，应是南明皇帝朱由榔。

　　或缺漏错乱。称函可“顺治初自广东回乡，所带经笥中藏有反清文字，被守城清军拘捕。后流放于东北”（见第1184页）。谬说，并且时间、地点都含糊不清。其家乡就在广东，从广东回乡之说更是谬论。所谓守城清军事，何城？后又是何时？其实应是顺治四年，从南京返回广东时被拘捕。次年，流放沈阳。“李怀信（？—1620），明朝将领。万历四十七年（1619）奉命充援剿总兵官，守沈阳，败敌有功。翌年守辽阳，与后金军战阵亡”（见第765页）。错。所谓参与守辽阳之役，乃是照录《清史稿》之误。其实李怀信已于1620年“引疾”离开辽阳，并没有参与后来的守辽阳之战。并且《清史稿》也没有涉及李怀信阵亡之事，写其阵亡则是杜撰出来的。辽阳之役及陷落是在1621年，并非1620年。实际上，李怀信离开辽东后，天启二年（1622）已任大同总兵，后卒于家。该辞典既未能纠正《清史稿》的错误，理解《清史稿》又出现了差错，并以想当然写入辞典，更是错上加错。

　　暗于史事 懵懂写史

　　该辞典中如上述这般没有回旋余地地谬解史事者，不下400条。

　　制度谬解之错。有对官爵制的谬解。众所周知，清朝典制的因革变化颇为复杂，其特有的官名、爵名，乃至衙署名，不同时期有不同称谓。记录历史要严格注意和区分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历史名物，不可混淆、不能笼统。这是治史者必须遵循的原则。用后来才有的名词指称以前之事，或用以前的名词指称后来的事物，都是不妥、不正确的。《清史稿》这方面的问题很多，记载也很是混乱。该辞典虽然对此有所纠正，然而仅仅是一小部分，实际情况是对官名、爵名的混乱表述竟大量充斥其中，向世人传递了错误。如“席赉，顺治元年授拜他喇布勒哈番”（见第1572页）、“七复，康熙四十年，袭二等子”（见第16页）、“塞白理，乾隆初，封三等阿思哈尼哈番”（见第2257页），等等，其所列举的官与爵名称都是错误的，错在其人获官或获爵时，或还没有这种称谓，或旧称早已被新称所取代。该辞典中，此颠倒错乱者，竟达700余处。而其他有关官爵方面的谬解亦举目皆是，如，尼堪“顺治五年封和硕多罗敬谨郡王”（见第537页）。错。从来没有和硕、多罗连用之例，也没有和硕郡王，只有多罗郡王。称雅布“袭简纯亲王”（见第1982页）。错。“简亲王”为封号，可以承袭；“纯”是赐予专人的谥号，不能承袭。称赫图为“清八旗闲散官”（见第2299页）。错。“闲散”是八旗中没有当差、没有官职者的称谓，加“官”字错。

　　有对兵制的谬解。称曹玺“隶正白旗汉军。内务府包衣”（见第1689页）。错。汉军与内务府包衣是两个概念。内务府包衣属八旗满洲，即八旗满洲中的汉姓人，不隶属于八旗汉军。曹玺是正白旗包衣汉姓人，并非正白旗汉军。“噶喇昂邦，误名。漏依字。应为噶喇依昂邦。满语意为统领”（见第2457页）。并不是误名。这只不过是它的另一种称呼，另一种写法。这是噶布什贤营即八旗前锋营的最高长官之称。有多种称谓，汉译音也有多种写法，诸如：噶布什贤噶喇依按班、噶布什贤噶喇依昂邦、噶布什贤噶喇额真、喇喇依章京、噶喇额真等等，都是正确的。顺治十七年（1660）以后，称前锋统领。所谓满语意为统领，是错误的。因为除前锋统领外，还有护军统领，而护军统领则有另外的满语名称。

　　有对科举制的谬解。称会试“取中者称进士，第一名称会元”（见第2217页）。又说“举人经过会试，合格者为进士”（见第319页“文进士”条）。皆错。实际是，举人经过会试，合格者称中式举人，为贡士，其第一名称会元，但不是进士。凡是贡士经殿试后，赐出身者才可称为进士。“程可则，顺治进士”（见第2020页）。错，程可则，虽为顺治九年会试第一名，即会元，但随后被指试卷“悖戾经注”而被除名。所谓“除名”，就是除去名籍，取消贡士的身份，被排除在殿试之外。其与进士无缘，何来进士？“金殿撰，本名金榜。因清朝凡一甲一名，授职为翰林院修撰，故有金殿撰之称”（见第1087页）。此似是而非，实则传递了谬误。好像金榜又名金殿撰，错了！“殿撰”是明清时期状元的别称。《清史稿》原文作“金殿撰榜”，实则是“金状元榜”、“状元金榜”或“金榜状元”。“金殿撰”即“金状元”很显然是不当立条。如立条目应立“殿撰”，而本辞典缺漏未立。

　　人物混淆之错。暗于史事，懵懂写史，有时将一人写成数传。如第326页有“方孝标，清朝文士，字元成”。第328页有“方悬成，清朝官吏”。没有弄清二人实为一人：方玄成，字孝标。后避康熙帝玄烨之讳，以字行，玄成遂改为元成，或作悬成。再如莽古济一人有三传，夏成德一人有两传，且都有两个卒年，等等。

　　年代混淆之错。作为辞典，所有表述都应科学精准。该辞典在这方面的问题很多。其年代、时代的观念颇为模糊，错乱颠倒随处可见。如对后金与清的历史概念分辨不清，混为一谈的不下200条。而记混年代、标错年代也多达200条。

　　事件混淆之错。咸丰十年（1860）的英法联军侵略北京，与光绪二十六年（1900）的八国联军侵略北京，本是两个不同时期发生的事件，侵略的借口与规模不同，区别也很明显。然而，该辞典将两者相提并论的，竟不下300余处。

　　观点错误。处处美化封建统治者。作为辞书，凡言人物，无论其身份地位，都应直呼其名，以现真相，这是起码的规范。如前所述该辞典凡称清帝处，多用庙号而不称本名。不只如此，更以陈腐的语词状写帝王、公主：诸如帝王出行的“驾幸”、“临幸”、“驻跸”，帝王逝世的“崩”、“薨”等词；公主出嫁的“下嫁”，娶公主的“尚主”等词。避讳字照旧使用。如将王士禛一律写作王士祯，而不恢复其本来面貌。

　　一再美化清人行动。该辞典凡表述清朝、清军、八旗、满洲时，多用赞美、肯定，甚至崇敬之词，使之处于居高临下的地位。仅描写清官兵镇压辛亥革命而死者，使用“阵亡”、“殉难”、“死难”等词即不下300余处。

　　站在清人立场，散布伪史。不承认南明弘光、隆武、永历朝等政权的存在，将三位皇帝，称福王、唐王、桂王的，有200余条；将溥仪退位后所颁布的谥典，即对一些遗老的谥号，加以书写，如称世续“赠太师，谥文端”、张勋“谥忠武”等等。此时清朝已亡，溥仪的复辟举动已与清史毫不相干，《清史稿》的荒唐记载，当年即被批为“书伪谥、反民国”。该辞典竟“随之起舞”。

　　行文错误。表现在诸多方面，或交待不清与残缺不全之谬；或缺少义项，不完整之谬；或轻下断言与不当存疑之谬。

　　语词错误。作为辞书语言使用尤应规范、审慎与考究，释义更应准确。该辞典却相当随意，有些语词的解释，缺乏起码的语言素养，甚至常识，于是出现大量臆说、错解，散布了谬说。

　　综上，诸多问题、诸多谬误的汇集，构成了该辞书严重的致命伤。通阅全书可以看到，它存在的问题不是偶尔个别的，而是全方位的，具有普遍性。将本应解疑释惑的清史辞典，书写成了传播谬误、贻误社会的坏书废品，成了彻底失败之作，令人大失所望。这里须特别指出的是，虽然该辞典标明著名清史专家孙文良教授为第一主编，其实，他只是被借用了名义。当年孙教授以其精湛的清史功底以及在学术界的崇高声望，被聘为唯一主编。然而工作刚一启动，便溘然病逝。之后，其部署便全被改变。所以该辞典出现的问题与孙教授无干。这充分暴露了其实际主持人学问根底匮乏、敷衍塞责的工作态度。正是由于这些问题，才导致该辞典的失败。令人惊愕的是，这部荒谬不堪的清史辞典，竟能刊行问世，谬种流传！有鉴于此，为对社会负责，建议有关部门，不妨仿效产品召回制度，采取断然措施，终止其流毒扩散。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张玉兴　单位：辽宁社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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