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真探究部分代表、委员“雷言雷语”的根源，我们可以发现：代表、委员不注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学习，自诩为民意代表而摆不正自己的位置，只为其代表利益集团说话，公众以及媒体对代表、委员监督的不够等都是其主要原因。这就要求我们对此应高度警惕。

　　第一，不注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学习是一个最根本的原因。目前，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无政府主义、民族主义、“普世价值”等意识形态相互激荡，新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伪马克思主义、非马克思主义乃至反马克思主义等社会思潮快速传播，意识形态领域的噪音、杂音此起彼伏，与处于主流意识形态地位的马克思主义争夺话语权，造成人们信息选择和价值取向的多样和迷茫，导致部分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生扭曲和错位，引发了多样性意识形态之间的诸多矛盾，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性形成了巨大冲击和挑战，部分代表、委员“雷言雷语”就是一个具体的体现。

　　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旗帜和灵魂，也是无产阶级执政党巩固执政地位的强大思想保证。正如毛泽东所指出：“首先制造舆论，夺取政权，然后解决所有制问题，再大大发展生产力，这是一般规律。”因此，面对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复杂形势，如果我们对部分代表、委员不注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学习的危害性不敏感、不重视、不研究，不能采取切实可行的应对措施，不能有效引导社会思潮和社会舆论，就有可能会削弱党执政的思想基础，甚至会危及党的执政地位。

　　第二，自诩为民意代表而摆不正自己的位置是一个主要原因。按照字面意思作解释，代表、委员不仅仅是一种政治光环，他们应是最权威、最主流、最理性的民意代表，但他们真的代表了民意吗？当有人说，大学生的就业形势和首份工作的收入已经不如农民工，这是对“知识改变命运”的信念的一个极大嘲讽、挑战甚至颠覆的时候；当有人说“我们也不要鼓励我们农村的孩子去上大学，因为一旦农村孩子读了大学，就回不到自己家乡，回不去自己的家乡就是一个悲剧”的时候；当有人说“要大幅提高农药、化肥的价格，让他们（农民）用不起”的时候，谁能说他们就是代表民意？也许，他们自认为自己的提案、议案、建议或意见，不是“灵光一现”，更不是拍脑袋，而是找到了社会问题的根结，但其实却是亵渎了代表、委员的职责、名称，辜负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期待和厚望，也是对民意的亵渎。

　　代表的出处决定了代表的素质，代表的来源决定了代表所能代表的群体，正如网上所说的那样，“我们被代表了”。因此，我们应该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让所有代表、委员摆正自己的位置，让他们明白应该是代表谁的利益，从而真正肩负起使命和责任，认认真真地代表所在阶层和群体，在会议前进行大量的调研、收集民意，站在全局的高度角度，从关注民生、改善人民生活的角度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提案、议案或者建议，捍卫好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与方方面面共商国是。

　　第三，只为其代表利益集团说话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特别原因。认真调查“雷言雷语”的背后，我们可以发现，有的代表、委员并不是没动脑筋，而是有着一定的利益背景。我们常会看到，一些来自特定行业的代表、委员提出一些有特定利益指向的说法，比如汽车集团老总建议允许用公积金买车；电影导演建议国家往电影里撒15亿元；家电企业老总建议“家电下乡”下到城市低保户；等等。而这些代表、委员，很少甚至从来不为老百姓利益鼓与呼。

　　代表、委员可以而且应该代表本行业、本阶层发言，因为他们对此范围、领域最为熟悉，意见建议也容易切中问题要害。而且，本行业也是社会经济的组成部分，本阶层也是“人民”的一部分。但是，他们如何建言献策却应该三思而后行，决不能受个人私心或者小团体、阶层的私利驱使。无论如何，都不应该也不能口吐无稽之谈、荒唐呓语，违背民意，抵触改革。如果他们一味只为富人说话，只代表自己一部分人的利益，必将会离人民群众越来越远。

　　第四，公众及媒体对其监督不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由于代表、委员身份的特殊性，再加上他们不是政府官员就是知名企业家、艺术家，或者是一些知名的专家、学者，可以说绝大部分都是精英人士。不仅是媒体和公众把他们捧着，很少甚至不敢对他们进行监督。监督的缺失使得一部分代表、委员更加飘飘然和无所顾忌，甚至忘乎所以，把参政议政的神圣场所当成了自己家的餐桌、自己单位的会议室，大放厥词。

　　因此，我们目前看到的奇怪现状是，媒体想要对其进行监督，又怕破坏了“两会”的大好局面或者出于某些政治禁忌；人民群众想要对其进行监督，却不知道有什么渠道、应该向哪个部门进行举报。这就使得对代表、委员的监督几乎成为真空地带，别说对其日常言行进行监督，就是对他们在“两会”期间的表现进行监督也是空谈。（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朱继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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