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百年历史，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百年来中国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与理解也十分复杂多变。不同人群的政治立场与价值取向、历史时空的变换以及社会实践的发展等等，都是影响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与理解的重要因素。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多元化理解是客观存在的。这种多元化的理解，既表现在不同群体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内容的立场、观点与方法的不同，也表现在不同群体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解读维度与兴趣对象的不同。

　　实际上，不同人群对于马克思主义所持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是相互影响和互相诱导的。这种状况就像恩格斯的历史发展“合力论”所揭示的那样，各种不同的思想相互冲突与抵消，但都对历史发展产生着影响。因此，要科学地理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与变化，我们就不能把视野仅仅局限在多元理解群体中的一元，而是要全面地历史地把握不同群体在不同时期对于马克思主义所作出的不同理解，并从他们的不同理解中，深入地分析各种不同理解交互作用的复杂过程，探究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演变规律。这是我们提出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解释史的一个重要考量。

　　基于上述考量，我们认为，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解释史研究，必须实事求是地面对多元。因此，在研究的向度上，以下四个方面都是应该加以认真研究的对象：第一，中国共产党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及时深入地研究中国共产党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最新解释和历史文献，是研究工作最为基础性的要求。第二，非官方学者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这一维度的理解，其成果所表现出来的形式与所表达的思想，一定与代表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言论有所不同，有的甚至截然相反。其中，也许有不同的理论视角、不同的观点见解，也会有一些以纯学术形式出现的被称为“马克思主义学”的东西等等。但是，不论如何，它们都是马克思主义学术园地的展现，是民间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解的表达。第三，各种“反共”和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势力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这一维度的理解，一定会有许多直接冲击中国共产党政治意识形态的内容，攻击、诽谤、曲解、丑化等情绪性言论也会存在。但是，如果从历史的维度看，也应该看做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一种解读，尽管有着明显的消极性。第四，反映境外不同的政治与学术群体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与评价。显然，境外对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有其某些局限与不足。然而，近代以来的中国，毕竟是世界中的中国，境外人士对于中国的认识与理解，也许会提供某种独特的视角或者独特的方法。有些持有科学态度的境外学者，还可以由于身居境外，超越于政治纷争之外，而发挥“第三只眼睛”的作用。因此，着眼于学术的发展，我们不仅应该而且十分必要认真地把其作为研究的对象。

　　从总体上看，中国马克思主义解释史属于带有很强的思想史色彩的范畴。当然，我们不能把它等同于一般的思想史研究。在中国，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马克思主义本身不是脱离社会实践而深居于学院的玄学理论，而是改造社会、推进文明发展的理论武器。这一特点决定着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变化和发展的历史研究，不能一味采用一般的深藏于书斋而远离社会实践、穷究抽象概念的推演方法。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尤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品格，解决社会的实际发展问题才是它的基本使命。因此，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中所表现出来的概念、观点和理论的变化，不是理论自身逻辑演绎的结果，而是实践发展的产物。实践的逻辑，才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真实逻辑。因此，我们不主张以一般的思想史的研究方法去对待中国马克思主义解释史的研究。抽象地关注概念、观点与理论的变化，是无法真实地把握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逻辑的。只有关注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的伟大实践的发展，把表现为概念、观点与理论上的变化与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实践发展紧密联系起来，并以这个实践为基础，才有可能理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真实逻辑。当然，由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变化与发展是体现在一系列的文献中的，因此，与其他思想史研究一样，必须高度重视文献的占有与深入的研究。甚至可以说，没有对文献的充分占有和深入研究，就不具备进行这一研究的基本前提条件。这意味着开展中国马克思主义解释史的研究，必须高度重视两个基本的方面：实践与文献。表现在文献中的变化，只有从实践才能得到科学的说明。但文献的缺失和不重视文献的研究，就根本无法发现任何有研究价值的问题，甚至谈不上对于问题的研究。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徐俊忠　单位：中山大学中国马克思主义解释史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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