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在我国快速推进城市化的过程中，文物古迹惨遭破坏的事例屡见不鲜，一台台巨型推土机无情地铲去了承载人类文明的历史古迹，在城市建设与文物保护之间生成了一个凝重的话题。

　　7月5—8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英国纽卡斯尔大学文化与遗产国际研究中心共同举办的世界考古学大会中间会议在北京举行。来自英国、美国、日本、蒙古、泰国及我国多个省市的近百名专家学者出席大会，围绕“东亚及东南亚遗产管理”这一主要议题开展了深入探讨与交流。

　　全球关注世界濒危遗产

　　据了解，在刚刚结束不久的第３５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洪都拉斯的雷奥普拉塔诺生物圈保留地和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热带雨林两处遗产地被列入《世界濒危遗产名录》。据世界遗产委员会介绍，雷奥普拉塔诺生物圈保留地是中美洲所剩无几的热带雨林之一，由于非法采伐和偷猎等因素，洪都拉斯政府向世界遗产委员会提出请求，将雷奥普拉塔诺生物圈保留地列入《世界濒危遗产名录》。而苏门答腊热带雨林因偷猎、非法采伐、农业占地及穿越遗产地修建公路等问题也面临威胁。

　　由此可见，古迹、遗址的保护与城市的开发如何保持平衡是当今亟待解决的问题。“基建开发通常被视为文化遗产保护的威胁。然而，这些建设行为却也可能为文化遗产资源的发现、确认、记录、保护以及管理处置提供难得的机会”，有专家在大会发言中如是说。

　　因此，建立明确的文化遗产管理框架，不仅对于文化遗产管理者来说有很大的意义，也有助于增进其他行业从业人员对于文化遗产管理的认识。

　　纽卡斯尔大学文化与遗产国际研究中心教授彼得·斯窦恩（Peter Stone）在主题发言中指出，世界教科文组织希望所有在列遗址均能得到有效而及时的管理。他以哈德良长城的管理经验为例，对过去20年之内的遗产管理发展进行了分析。他介绍说，该遗址的管理一直在不断加强和改善，截至目前，共经历了三次重大变化。这个“三级跳”，将哈德良长城的管理水平从简单的“本体保护”提升到了一个更为宽泛、包容性更强的层次上来。这一转变使得他们把遗产管理不再单纯地视为维护遗存旧貌，而是将视野拓展到历史遗存的当前功能和使用方式等范畴中。

　　世界遗产保护形势依然严峻

　　就当前的世界遗产保护，来自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分别根据自己的研究进行了分析。

　　“世界遗产的代表性和多样性缺失，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的比例有失平衡，是世界遗产发展中长期存在的问题”，《世界遗产》杂志社总编辑赵学勇在大会发言中说。同时他认为，总体上来看，中国的世界遗产保护面临的形势依然很严峻，很多遗产地资源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呈现出一种强烈的不确定感，急功近利与追求利益最大化与世界遗产的保护原则背道而驰，在未来发展趋势上，中国要实现从“遗产大国”向“遗产强国”的转变尚面临诸多挑战。

　　近10年来，研究者对中国文化遗产的批评主要针对立法的缺失、经济开发导致的遗产资源破坏以及遗产保护系统化管理的缺失等。

　　对此，会上有专家表示赞同，他们认为，中国文化遗产管理的法律框架有缺陷，无法辨别出公众在遗产保护过程中的具体利益所在，“活态”文化传统也不被作为重要的保护对象来看待。在这种情况下，新的法律框架应当被建构起来，在实践中更多纳入公众的利益要求。

　　开发建设过程中，环境影响评估在全世界范围内已经很常见，它既能够及时辨识建设中遇到的遗产资源的重要性，也能够为这些遗产资源的确认与处置提供及时有效的策略。针对这一问题，美国文化遗产咨询专家托马斯·F.科英（Thomas F. King）等在大会上指出，文化遗产、生物、社会是该项评估的三大环境因素，但是文化遗产资源在其中受重视程度最低，人们对文化遗产本身的保护问题往往考虑不足，因此遗产保护工作还有待进一步的完善和加强。

　　教育和宣传工作亟待加强

　　针对教育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作用，有学者认为，宣传和教育是实现科学、可持续性文化遗产保护的保障。文化遗产作为不可再生的，具有历史、艺术或科学价值的宝贵的人类和自然遗存，具有极大的保护潜力，做好宣传工作是保护首先要考虑的关键所在。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方辉等强调，教育会为文化遗产概念的传播和人力资源基础的培养作出贡献，有助于文化遗产和社会的长期共存。所以必须克服当下考古遗产教育中面临的问题，抓住新的发展机遇，促进考古遗产教育学科的发展。（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本报记者　张凤娜）

　　

《中国社会科学报》版权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及本网站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