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是在西方传统文化与现代工业文明土壤上成长壮大的一门科学,是19世纪末期新科学革命运动的一个重要分支和突出成就之一。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心理学进入了恢复重建与转型发展的新时代,在国家政策扶持和社会需求的广泛影响下,心理学研究取得了历史性的跨越式发展。但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我国仍然是“世界上心理学研究落后的国家”。究竟怎样才能寻求中国心理学进一步走向繁荣的新机制,把心理学的学科建设推向更高水平,是摆在国内理论心理学工作者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国际心理学理论研究曾经左右两难
理论视角同心理学的客观性知识及研究方法一样,本是发现人类行为规律不可或缺的有效途径。美国著名社会学家贝尔指出:知识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是“理论知识处于中心地位”。但是,作为研究人的科学的心理学理论发展道路却相当曲折。
具有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二重属性的心理学,受到了自然科学实证主义方法与哲学社会科学“反心理主义”倾向的双重制约。科学心理学一直强调实证观察经验高于理论,理论被视为哲学或形而上学的无谓空谈,没有实证证据的陈述是站不住脚的,以防止一切形而上学与非科学的混入。
自胡塞尔伊始,现代西方哲学兴起了一场“反心理主义”的浪潮,以维护哲学的严格科学形象,导致心理学的理论研究在哲学中也失去了重要位置。西方心理学界一度出现排斥非实证性研究的运动,如20世纪中后期心理学的理论课程几乎完全从欧美大学课程中消失,而技术性的研究方法取得了垄断地位。
然而,随着经验主义及逻辑实证主义的衰落,心理学迎来了后经验主义时代。当人们醉心于统计技术和方法所带来的成果时,也逐渐发现传统理论的价值及其在揭示问题上的普遍重要性,在心理学诸多研究领域中有关理论复兴的运动悄然发生。以西方理论心理学、社会建构论、认知科学和质化研究方法学为代表的学术流派,对根深蒂固的实证主义观点提出了新的反思与质疑。
美国心理学会于1963年成立了哲学与理论心理学分会(STPP),这标志着理论心理学研究的学术合法化建制的出现。而1985年成立的国际理论心理协会(ISTP),更是站在国际的大舞台上引领着理论心理学的发展与革新,再造科学心理学。
理论心理学在后经验主义时代复兴
当前国际心理学的理论研究呈现出了一种复兴的趋势,强实证主义的研究进路有所衰落,后经验主义研究日益兴盛。欧美一些著名高校纷纷建立理论心理学高级研究中心,培养理论型的心理学人才。
在后经验主义时代,人们对理论和经验观察的关系有了新的理解。理论不再是经验观察的附属物,相反,经验事实是被理论决定的。在不同的理论框架下,一个经验事实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这样一来,理论被重新赋予了重要价值与作用。以理论研究为己任的理论心理学面临着新的发展契机。
加强心理学理论研究是提高心理学整体科学研究水平的需要。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斯梅尔瑟认为,理论的用处和价值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系统地整理并建立相互联系。理论是这样一种机制,借助于它可以把时常是独立进行、互不相谋的经验研究活动的分散结果,放在一个框架中进行系统地整理并建立相互关系。二是概括功能。理论力求使研究上的发现和论点的适用范围超越理论形成的范围。三是提高敏感程度的功能,提醒人们注意一些具体的问题。如果对社会现象的研究漫不经心,没有理论指导,这些问题就不一定看得清楚,而这些问题恰恰有可能是进行理论阐释的依据。四是有应用的潜在价值。“理论的应用应当为观察社会现象提供论点、角度和方法,从而使实践活动更有针对性,更为有效。”
国内心理学理论研究需积极回应重大现实问题
著名理论心理学家斯坦姆指出,心理学的科学研究要取得重大突破面临着以下十种类型的两难性问题:1.无法公式化;2.无固定的规则;3.非对错性;4.无法测量;5.每种解决方法仅适用一次;6.无固定选择的方案;7.本质的独特性;8.解决一种问题会引起另外的并发症状;9.解释是由效果来决定的;10.良好的动机及计划常常被不好的实践结果所扭曲,而现实社会中所存在的问题更加重了理论研究的缺陷。针对这些困难而复杂的问题,斯坦姆认为传统心理学理论研究的危机与失败并不意味着理论研究的终结,相反提供了对心理学理论建设进行反思的契机。
当前国内心理学的实证研究与理论研究正面临着失去平衡的严重问题,在回应重大理论或现实问题时出现了几乎失声的不正常状况。为了寻求促进中国心理学理论研究的内涵式发展机制,目前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加大力度,积极推进心理学的理论建设和教育工作。
首先,需要继承和弘扬老一辈学者开创的学术传统。以潘菽先生为代表的老一辈心理学家一直十分重视心理学的理论建设工作,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和80年代初期,理论性研究模式一度成为国内心理学发展的主流。朱智贤先生也强调指出,“基本理论不是可有可无,而是非搞不可”。车文博先生更是认为,“加强心理学基本理论的研究,这是关系着我国心理科学发展全局的根本大计,具有战略性的意义”。
加强心理学理论研究,对于改善实证研究与理论研究失去平衡的现状,开创我国心理学发展的新境界,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实践价值。单纯强调心理学的实证研究,还不足以支撑及维系其成为一门重要学科的战略发展任务,而容易纠缠于不重要的问题,难以自拔,更无法适应现代心理学发展的需要。
其次,需要扎实推进国内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性研究水平。心理学作为一门既有实证性又有理论性的学科,其发展自然需要建立在比较科学的理论体系和深厚的基础理论之上。不同的学术研究方向、学术观点和学术流派的形成及发展,是心理学研究繁荣兴盛的重要标志,也是推动我国心理学跨越式发展的内在机制。
然而目前国内心理学界存在着“重理轻文”的偏差,学术争鸣和交流不够,关注宏观与中观理论问题的学者比较少,研究力量薄弱,资源相对稀缺,理论话语权不足,因而在应对我国心理学的重大理论或元理论问题时几乎失声。
我国心理学理论研究深度不足,其根本原因在于理论心理学和哲学心理学等分支学科的研究存在着严重的泛化及滞后错位问题。加强对理论心理学、哲学心理学、文化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心理学思想历史等专门化基础学科的建设,是深化国内理论研究的重要路径。
再次,需要积极回应重大现实问题,提高心理学的政策研究服务水平。随着社会政策重要性的日益凸显,西方心理学界有关政策的理论和实践研究受到了各级政府部门、社会团体的广泛重视,社会政策的实施也受到公众的明显关注。相比之下,多年来我国心理学界缺乏面向社会现实、结合分支学科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研究,“而且越是接近宏观制度与社会文化层面的问题,相关的基础性研究就越少”。这就需要我们在迈向世界的征程中加强中国理论心理学的创新工作。
在这方面,除了要使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心理思想走向世界之外,还可以做这样几方面的工作:一是把现代相关研究成果推介到国外;二是积极实施中国的理论心理学行动的方案;三是基于中国立场对世界心理科学进行重构与理解。而目前的一个重点任务是需要借鉴目前西方“理论心理学在行动”的策略途径,紧密配合国家社会政策方面的心理学研究项目,开展 “向日葵计划”、“从0到1行动方案”和“赋权运动”之类的质化研究和行动研究,从理论心理学的立场总结当下中国的深度研究,走向世界,扩大理论心理学的影响力。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霍涌泉 单位:陕西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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