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管理体制改革

　　杨润勇在《教育研究》2011年3期撰文《新背景下我国教育管理体制政策调整问题研究》指出：纵观整个体制改革历程，教育管理体制逐步完善。但是，新形势下教育管理体制还存在诸多现实问题，并成为政策调整的直接原因。在以往的改革中，教育管理体制政策调整的着力点主要在“放权”方面。也就是说，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管理体制把重点放在解决“谁来管”的划分问题上。《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了创新教育体制的目标和健全充满活力的教育体制的要求，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主要问题已经从重在放权走向了如何履行职责、提升服务水平的统筹管理问题。如何充分发挥管理体制的功能已经成为教育体制改革的重中之重，也必然成为教育管理体制政策设计所面对的主要问题。（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台湾九年一贯课程改革

　　马早明在《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1期撰文《台湾九年一贯课改教科书评析》指出：1994年4月10日，台湾地区爆发了教改大游行，引起台湾各界对教育改革的高度重视。台湾“教育部”于2000年9月公布“国民中小学九年一贯课程暂行纲要”，作为新课程改革的依据。九年一贯课程改革，打破了以往自上而下的课程编制与分科教学的课程实践模式。其核心强调教材编制的权力下放与学校教师的专业自主等教育理念，由“课程标准”转向“课程纲要”；由“自上而下”的课程决策模式转变为“自下而上”共同参与的草根模式，赋予教师更多的自主权，以发展出符合地区、学校及学生需求的“学校本位课程”。虽然在实践过程中，九年一贯课改浮现出不少弊端，遭到各方抨击，但是台湾地区前“教育部长”郭为藩曾说过，此次教改立意良好，方向也没错，却错在过于急躁。通过对课程改革的不断调适，台湾九年一贯课改仍在稳步推进。（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高等教育的至善价值

　　顾远飞在《高等教育研究》2011年3期撰文《市场社会中高等教育的内在价值》指出：高等教育包括知识、实用和至善三种内在价值。所谓高等教育的至善论价值，是指高等教育所追求的，既不全是知识的发现，也不全是幸福的增加，而是人类至善的增进。这种至善作为先验价值无法通过现代科学加以验证，其是否存在以及以何种形式存在在伦理学和哲学领域存在巨大分歧。从古至今，不同国家的高等教育实践中均含有至善论的内容。例如，古希腊的自由教育或博雅教育，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儒学教育，中世纪大学的神学教育，英国古典大学的人文教育、绅士教育，当代的素质教育、通识教育、公民教育等等，尽管名称和内容各异，但都包含共同的思想内核，即自由教育。从某种意义上说，自由等同于至善。至善论教育的实质，就是潘光旦先生的人格教育，就是杜威的使人成为真正的人的教育，就是通过教育最终实现个人解放以及人类社会的全面发展。（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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