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报》总第 194 期 “ 特别策划　拉美200年　一个大陆的崛起之路 ” 文章之一

　　拉美国家自独立之初，便开始了政治方向的探索、尝试和选择之路。在这200年里，有过成功，也有过失败，而且这条探索之路仍然在继续，其中的经验教训值得中国等其他发展中国家深刻借鉴。

　　1810—1826年，拉美大陆在1804年海地胜利摆脱法国殖民的鼓舞下，掀起了一场风起云涌的独立浪潮。这场声势浩大的革命浪潮不仅摧毁了西班牙、葡萄牙在美洲大陆的殖民统治，而且诞生了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等17个新国家，奠定了今天拉美地区的政治版图。这些国家自独立之初，便开始了政治方向的探索、尝试和选择之路。在这200年里，有过成功，也有过失败，而且这条探索之路仍然在继续，其中的经验教训值得中国等其他发展中国家深刻借鉴。

　　受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影响，从宣告独立开始，阿根廷、墨西哥、智利等新生的拉美国家无一例外地选择了联邦共和制，因为这是显示其与西班牙、葡萄牙等君主制国家进行割裂的最佳象征。1810—1818年，玻利瓦尔先后三次成立委内瑞拉共和国；1813年，墨西哥共和国成立；1810—1818年，圣马丁也先后推动阿根廷、智利和秘鲁共和国的诞生。

　　当时唯一例外的是巴西，由于其地域广大、资产阶级不够成熟，封建庄园主影响力仍相当大，更主要的是，缺乏一个像玻利瓦尔或圣马丁那样的领导人，因此，当代表葡萄牙王室摄政巴西的佩德罗王子1822年9月7日在圣保罗附近喊出“不独立，毋宁死”的呼声时，资产阶级和大庄园主阶层在经过力量对比后选择了君主立宪体制，直到1889年巴西才取消帝制走向共和。这一时期的最大特点是，形式上的民主共和与实质上的封建制度并存，推动革命的是中下层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但获取果实的是掌握军事和土地财富的原领主或大军阀。

　　从19世纪末到二战前后，是拉美政治体制大变动、大混乱时期。随着拉美工业革命的开展和深化，资产阶级逐渐壮大，工人阶级逐渐形成，社会主义思想以及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德国纳粹主义与法国的无政府主义等各种思潮一起涌入拉美，拉美成为各种理论的试验田，与此相伴随的是政府走马灯式地更迭。这种混乱反映了拉美对各种思潮和各种道路的探索和包容，同时也显示出拉美社会阶层的复杂性和政治体制的脆弱性。

　　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中期，拉美军事独裁和保守主义等威权统治成为主要的政治现象。二战后，随着苏联抗击法西斯的胜利以及共产主义在亚非地区的影响力不断扩大，拉美人民掀起了反独裁、争民主、发展民族经济的浪潮，引起了美国和拉美各国统治者的恐惧，促使拉美各国政治态势急剧右转，委内瑞拉（1948年）、秘鲁（1948年）、古巴（1952年）、巴拉圭（1954年）、危地马拉（1954年）、阿根廷（1955年）等国相继发生了军事政变，建立起军人独裁统治。哥伦比亚、智利等国的保守党人也先后上台执政。

　　20世纪60年代，在世界民族解放和民主潮流的推动下，拉美再度兴起民族民主运动的高潮，很多国家民族主义和民众主义再次活跃。为镇压日益高涨的民族民主运动，很多拉美国家的右翼势力再次与军人集团结盟，建立军政府独裁统治制度。首先是1962年在阿根廷、秘鲁，接着是1963年在厄瓜多尔、1964年在巴西、1968年在秘鲁，军人政府相继上台执政，掀起军事专政的另一波浪潮。1973年，皮诺切特军事政变后，拉美军事独裁达到鼎盛。1976年，除墨西哥、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哥斯达黎加等少数仍保持民主体制的国家外，几乎所有的拉美国家都处于军政府统治之下。

　　自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开始，拉美威权体制日渐衰落，各国纷纷启动还政于民进程。这个时期拉美民众的民主意识增强，经济全面发展，尤其是在巴西、墨西哥等地区大国。经济发展导致中产阶级崛起和不断壮大，各国知识分子从西方吸取了大量民主思想和治国理念，因此，尽管军事独裁期间，巴西创造了“经济奇迹”，在智利由“芝加哥弟子”制定的经济发展模式奠定了该国未来20年的增长基础，但在各国民众此起彼伏要求民主的压力之下，各国政府被迫放松管制。此外，从外部环境看，1974年葡萄牙军政府倒台形成的第三波民主化逐渐波及南欧，此后冲击整个拉美。拉美军政权也逐渐被逐出政坛，先是1979年厄瓜多尔军政府还政于民，然后是秘鲁、玻利维亚、阿根廷、巴西等国，到20世纪80年代前期，大部分拉美国家已经建立文人政府。

　　20世纪80年代是民主体制的巩固时期，以巴西1988年宪法的制定和1989年皮诺切特正式向文人交出政权为标志，拉美的民主体制基本得以确立。这一时期，拉美政治民主化进程是在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初起端倪，以及美国主导的经济自由化等外部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形成和发展的。在结束军人统治之后，拉美同时实现了文人执政、三权监督、党禁开放、普遍选举为核心民主体制转型，因此，拉美政治民主化进程显得比其他发展中国家更加激进，尤其是一些国家在国内经济发展、民众政治素养、政治力量发育等要素尚未全面成熟时，全盘转型，这为此后的政治动荡埋下伏笔。此外，拉美国家民主进程仍保留了传统政治体制中“民众主义”的某些特点，仍存在军人干政的可能性。

　　20世纪90年代，民主进程中的最大特色是军人干政的周期性反复。在一些民主化进程缓慢、政党和选举制度脆弱的国家，军人干政不断重演：1991年，海地军事政变，海地第一位民选总统阿里斯蒂德被赶下台；1992年，委内瑞拉两次发生未遂军事政变；1992年，秘鲁总统藤森发动“自我政变”，宣布解散议会，彻底改组司法机构，集立法、司法和行政三权于一身；1993年，危地马拉总统塞拉诺也发动“自我政变”，在军队的支持下宣布解散议会和最高法院。但这些事件并没有逆转民主化进程，更没有重新出现军政府，而且危机最后都在法制范围内予以解决，显示出军人干政在拉美和国际上已无土壤。

　　此外，这一时期拉美政治环境也出现巨大变化：一些传统政党衰退，如墨西哥革命制度党（PRI）在执政70多年后“老态颇显”，而一些新生政党和政治力量异军突起，如秘鲁的藤森自组强力政党，并通过大选、修改宪法掌握行政和立法权；查韦斯凭借个人威望，依靠强大社会动员能力，获得多次公投和大选胜利。这种政治力量对比的新变化和政党体系的重构，也必然对拉美政治生态后续发展带来重大影响。

　　21世纪以来，拉美政治道路选择的结果是左派重新崛起，左派政党和代表人物纷纷在大选中获胜或取得重大进展，成为本国主要政治力量，包括巴西、阿根廷、委内瑞拉在内的左派执政国家有15个，人口和面积接近拉美总人口的70％—80％，而委内瑞拉的查韦斯、巴西的卢拉、玻利维亚的莫拉莱斯等左派领导人也成为地区左派运动的领袖。由拉美左派创办的“圣保罗论坛”和“世界社会论坛”，在推动世界左翼运动方面的影响越来越大，已成为拉美和世界左派活动的主要舞台。

　　此次，拉美左派“东山再起”，与此前的拉美左派运动有很多不同之处。首先，社会基础不断扩大，除普通劳动者外，一部分中产阶级和小企业主阶层也因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冲击而进入贫困群体行列，成为左派力量的社会基础。其次，从斗争方式来看，当前左派已不再具有明显的对抗性和暴力性，主要是采用议会斗争为主、街头抗争为辅的斗争方式，通过大选成为执政党，进而直接实施本党的执政纲领和政策。最后，从政治观点来看，当前的左派政党大多淡化意识形态，不再强调“社会主义”政治纲领，而更加强调社会民主的概念，具有更多的社会民主主义色彩。从整体上看，在政治观点上，左派政党正在向中间立场靠拢，或与中间派政党结成执政或选举联盟。由于这种政党“中左化”倾向的发展，在一些国家（如巴西、智利），各大政党的政策主张都比较接近，它们之间的意识形态界限越来越模糊。当前，拉美右翼力量有些正在吸收左翼“经验”，积极转型，如哥伦比亚的桑托斯、智利的皮涅拉政府都在学习左派的社会政策，也在向“中间靠拢”，同时拉美左派还面临着诸多挑战，一些激进的左派国家经济社会问题日趋复杂，不得不倾向通过修宪、公投、街头运动等激烈方式进行政治改革。因此，未来拉美政治道路有可能会继续呈现“左右互搏”态势。

　　与中国一样，拉美在近200年间一直在寻找和探索适合其发展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以及匹配的政治制度。拉美的经验和教训再次说明，任何政治道路或模式都必须适合自身国情和民情，脱离实际的政治道路只能带来混乱。发展道路只能自己选择，强加的美国新自由主义和苏联社会主义都会导致“水土不服”。最重要的一点是，拉美的实践尤其是巴西卢拉政府的政绩说明，无论何种政治制度，只有真正能促进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才是得到最大多数民众欢迎的制度。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孙岩峰　单位：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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