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报》总第201 期 特别策划“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道路” 文章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实现现代化的特殊道路，在1956年发表的《论十大关系》中，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选择作了有别于苏联的尝试。经历十年“文革”的浩劫，邓小平清醒并坚定地认识到：必须开辟一条体现中国国情与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这条发展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它的开启就是经济特区的创办。

　　从某种意义上说（不是全部意义），中国道路就是指在中国选择创办经济特区这条道路来完成体制转型，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全面发展。更具体地说，就是在一个已经实施了30多年计划经济的大国里，以创办经济特区作为制度变迁的突破口，通过特区探索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改革道路；通过特区寻找由普遍贫穷迈向共同富裕的发展路径；使中国社会逐步走向市场经济，成为一个经济繁荣、制度昌明的法制的现代化国家。

　　创办经济特区作为强制性制度安排，打破了传统体制下导致普遍贫穷的一般均衡状态，使非均衡发展的社会变革成为中国社会最佳的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作为一种自上而下的正式制度安排，创办经济特区不仅大大减少了制度变迁的阻力，降低了制度创新的成本，而且成功地规避了改革有可能带来的更大风险，从而使制度变迁的绩效卓有成效地示范全国。

　　以深圳为典型代表的中国经济特区改革开放的实践，不仅揭示出了一条实现现代化的有特色的中国道路产生的独特路径、主要特征以及未来发展态势，同时也以其路径选择的正确和发展的辉煌，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创办经济特区是走向科学发展的关键抉择，它开启了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道路。在经济特区成长的实践中，科学发展的理念已经把“发展观”从增长方式的转变拓展到了社会的全面发展；从经济领域扩展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国经济特区的发展历程，科学地诠释了中国道路的实质与内涵。

　　从经济改革入手，是中国改革的最佳路径选择。但制度总是镶嵌在制度环境中的，没有制度环境支援的制度变迁是无法真正实现的。同理，没有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的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真正完成。对于转型社会而言，崭新的社会运行机制的营建过程，是服务型政府的形成、培育、成长的过程。发展是改革的结果，又是深化改革的物质前提，但发展不能取代改革。在实现不断创新中国管理体制的道路上，在法制社会营建的历程中，经济特区的率先实践发挥了排头兵作用。

　　“中国道路”应该是一条体现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之路。“中国特色”所表明的是国别性、民族性与历史性，而不是对现代化本质内涵与固有价值判断的否定。所以，“中国特色”只能特在实现目标的道路上，特在达到目标的路径选择上，而不是目标本身。从根本上说，“中国特色”是对人类文明的认同，而绝不是对国际惯例的否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经济特区不仅仅作为一座城市，而是作为一个民族迈向现代化的“模式”，写进中国改革开放的编年史与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发展历程中。

　　不言而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在全中国范围内普遍实现的今天，为什么还要办新的特区？我以为，面对非均衡发展的国情约束，经济特区是适合中国发展道路、实现中国现代化的一条捷径。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陶一桃　作者系深圳大学党委副书记）

本期特别策划采写小组：孙麾、李放、李潇潇、李树民、刘倩、王海锋、褚国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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