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强调一个学者用理论解释“中国问题”的能力，而不是借“中国问题”来演绎西方理论。学者的入世情怀和学术方式联系在一起，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立场是内在于学术的。

　　如果不是20世纪80年代文学的巨大影响力，我现在的研究领域或许是现代汉语语法。几经踌躇，我最终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与现代汉语语法之间选择了前者作为自己问学的领域。当时我还不熟悉语言学转向对文学研究的影响，我给自己的期许是，如果不做语言学而做文学研究，也应当有自己的修辞。现在想来，选择与当代生活密切相关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也是我始终未减弱的人文主义情怀使然，而不是受到学科差异的影响。

　　我差不多用了10年时间关注中国现当代散文，出版了《中国当代散文史》、《乡关何处：20世纪中国散文的文化精神》和《询问美文》等。直到现在仍然影响我对散文的理解，并在研究方法上启发了我的是郁达夫的一段话。他说，因了人的发见、思想的觉醒和打破了械梏的文字，现代散文产生了。在散文研究中，知识分子的信仰、思想、人格、胸襟与文体的关系，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思想历程与文学的关系，逐渐成为我思考的中心问题。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王尧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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